輕罪時代的犯罪治理及其制度供給
犯罪結構“輕罪化”的基本態勢
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完善社會治理體系，提升社會治理法治化水平。隨著新時代的到來，我國犯罪結構的顯著變化：嚴重暴力犯罪占比、重刑率持續下降，輕罪案件比例、輕刑率穩定上升。我國犯罪治理已邁入“輕罪時代”。面對大量的輕罪案件，如何針對輕罪案件特點，實現輕、重罪區別治理，推動罪刑合理化、均衡化，成為新時代國家犯罪治理的重大命題。
輕罪治理就是建立不同于重罪的罪刑體系，在區別輕、重罪的同時，使我國犯罪治理朝著輕罪化轉型。當前，較為一致觀點是以三年有期徒刑作為輕、重罪的分界點，但該點是法定刑，還是宣告刑，則存在較大爭議。從比較法角度看，多數國家以法定刑為標準。例如，德國刑法將法定刑一年以上的刑罰規定為重罪，一年以下的自由刑或罰金刑為輕罪；意大利刑法將拘役或罰款的犯罪稱為違警罪，其余為重罪；法國刑法則將犯罪分為重罪、輕罪、違警罪，并將10年監禁（最高刑）或者25000法郎以上罰金的罪名歸為輕罪。就我國而言，應該采取何種標準呢？筆者認為，我國宜以三年以下的宣告刑為標準劃分輕、重罪。首先，法定刑只是立法的預設或預判，且刑法罪名法定刑跨度較大，具有不確定性，與司法實踐情況差別較大；其次，從實體角度看，緩刑作為判斷行為人是否具有高度危險性的方法，是輕罪認定的重要依據，其通常以三年以下宣告刑為標準；再次，從程序角度看，輕微刑事自訴案件、速裁程序的適用均以三年以下宣告刑為前提，這說明該標準是判斷犯罪行為危險性、案件難易程度的重要標準；最后，從官方統計口徑來看，“兩高”的工作報告所公布的輕罪案件比例均采以宣告刑為標準。綜上，以三年以下宣告刑為標準劃分輕、重罪或許更為科學、合理。
輕罪治理的制度供給
輕罪治理的實現依賴配套制度的供給，從而建立合理的罪刑關系，具體包括如下方面：
（一）推動“輕罪速裁”制度建設
“輕罪速裁”是指對可能判處三年以下刑罰的輕罪案件，依法從快從輕處理的工作機制。實踐中，由于司法機關尚未適應犯罪結構的輕罪化，輕罪案件存在流轉不暢、證據標準不統一、文書送達困難等問題，極大地消耗著有限的司法資源，也不利于刑罰教育、改造功能的實現，故有必要建立契合輕罪時代的案件處理機制，重點包括：第一，建立輕罪案件快速辦理的銜接機制。公檢法三機關在分工負責、相互配合、相互制約的基礎上，推動審前程序與審判程序、不同程序之間的銜接，對案件統一流轉、集中辦理，實現繁簡分流、輕重分離、快慢分道。第二，建立輕罪案件的證據指引規則。明確典型輕罪案件（如醉駕、幫信罪）證據可采性及要求，促使辦案人員形成證明標準的共識，避免證據收集、固定、運行等環節的銜接不暢，影響輕罪案件的實質辦理。第三，以信息化促進全流轉的提質增效。打破偵訴審之間的“數據壁壘”，實現案卷信息的安全共享、辦案流程的規范高效。
（二）擴大“附條件不起訴”制度的適用
輕罪案件的附條件不起訴制度，是指檢察機關針對輕罪犯罪人啟動監督考察程序，設置特定的教育矯治措施，根據考察結果決定是否起訴。對于輕罪案件來說，附條件不起訴制度契合輕罪治理的多元功能，并優于“相對不起訴”的單一非罪化功能和“起訴定罪”的刑罰功能。因此，可以針對輕罪主體設計附條件不起訴制度。第一，構建“依申請”與“依職權”雙軌并行的啟動條件。輕罪案件進入審查起訴階段，犯罪人可申請檢察機關作出不起訴決定，由后者進行審查；檢察機關也可依職權自行啟動，主動詢問公安機關、被害人的意見，最終作出是否不起訴的決定。第二，設置雙重考察項目。雙重考察項目既包括“基礎性”考察項目，還包括“專門性”考察項目。前者是所有犯罪人均應承擔的法定義務，如參加社會服務、修復社會關系、接受檢察機關及其指派人員監督等。后者則要求犯罪人履行個別化的非刑罰措施，如醉駕者參加駕駛矯正項目，企業犯罪的負責人參與合規培訓項目。第三，建立犯罪人與檢察機關的協商機制，就具體考察期（6個月至2年）、考察項目的選擇（基礎性義務與專門性義務）監督考察協議書等內容進行協商。若犯罪人拒絕簽署協議書或中途不履行考察協議的，檢察機關應終止監督考察活動，依法提起訴訟。
（三）推動非監禁刑為主的現代刑罰體系
當前我國輕罪案件占比已超80%，嚴重暴力的惡性案件所占比例持續降低，新型危害社會管理秩序犯罪比例大幅提升，犯罪結構和刑罰結構逐漸輕緩化，但我國傳統刑罰體系未能及時予以調整，法院仍以監禁刑為主要刑罰手段，由于短期自由刑不利于犯罪人改造，致使犯罪人在監獄中“交叉感染”風險增大。因此，面對犯罪整體趨輕的態勢，有必要推動非監禁刑的適用。具體內容如下：其一，加強非刑罰性處置措施的適用。我國刑法第三十七條規定了非刑罰性處置措施，但司法實踐中該條的適用頻率較低，由于輕罪案件犯罪人通常主動認罪認罰，修復破損的社會關系，社會危險性較低，因此可以加大非刑罰性處置措施的適用，可以要求主管部門予以行政處罰或行政處分；其二，加大緩刑的適用力度。根據《2022年全國法院司法統計公報》顯示，近年來我國緩刑適用率僅為27.8%，而早在2008年，日本法院對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緩刑適用率已達到60%，可見我國法官在適用緩刑時是謹慎的?？梢钥紤]加大對一年以下或未遂、預備、中止等犯罪形態的緩刑適用；其三，提升罰金刑的適用，擴充資格刑。罰金刑與資格刑對于輕罪案件來說更具契合性，既以罰金和資格剝奪的形式對犯罪人予以懲戒，又能給予犯罪人一定自由，保證其有充足的機會改過自新。當然，罰金的設置應結合犯罪人的實際情況，在保證犯罪人正常生活的基礎上設置罰金的處罰方式，以避免罰金過重，迫使犯罪人繼續實施犯罪。
（四）構建輕罪前科消滅制度
前科消滅是指罪錯犯罪人經歷一定期間（視罪刑輕罪期間不一）、滿足實質條件，在法律上重獲新生。面對大量的輕罪案件，我國單一的刑罰，加之更為嚴苛的前科處罰（前科報告、職業限制、政審等），使得很多輕罪案件展示出“輕罪不輕”、犯罪行為及其后果“倒掛”現象，這容易把輕罪之人推向社會的對立面，成為社會的不穩定因素，因此有必要建立前科消滅制度，重點內容包括：其一，輕罪前科消滅的適用對象。刑法應規定三年以下的輕罪犯，可以適用前科消滅制度。當然，對于某些可能被科處較低罪刑的犯罪（如性犯罪、恐怖活動犯罪、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等），應保持“零容忍”。其二，前科消滅的后果。前科消滅后，權力機關則有義務宣告罪刑記錄被注銷，并恢復犯罪人受損的權利，具體有：（1）免除前科報告義務；（2）前科不再構成加重懲罰的量刑情節；（3）任何企業、用人單位不得歧視前科消滅后的人或給予不公正對待。其三，前科消滅的配套制度。現代信息網絡社會，除了應消滅前科產生的“規范性評價”，還應消解前科的“非規范性評價”，故需優化我國的犯罪記錄制度，即擴寬我國的前科封存，將輕罪成年人犯罪記錄一并納入，減少犯罪記錄被二次傳播、使用的風險；另一方面建立輕罪前科消滅主體的數據庫。已被消滅前科的，數據庫應有特殊“已消滅”標記，并明確未經法定許可，禁止被查詢、共享、復用。
（作者單位：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刑事司法學院 最高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