殘障題材電影回歸煙火人間，撕開“他們”與“我們”的虛假區隔
更多的殘障題材電影正突破過往的“冷門”或“公益”屬性，向泛類型化領域深入。創作者們正在撕開“我們”與“他們”的虛假區隔，讓那些特定特殊的生命經驗，成為同樣能照見普遍人的棱鏡。
作者：杜桑????????????????????????????????????????????????????????????????????????????????????????????????????????????????????????????????????????????????????????????????????????????????????
編輯：藍二???????????????????????????????????????????????????????????????????????????????????????????????????????????????????????????????????????
版式：王威
不知你是否注意，關注殘障群體的電影正在集體轉型。過去，這類作品的創作多偏“樣板化”，銀幕上只見“籠統”的殘缺，這個群體被困在需要小心觸碰的苦難與勵志敘事里。
而近幾年，相關題材的視角，終于平視并深入他們生活中的真實與復雜。剛剛上映的《獨一無二》即是近期的又一新例子。這部改編自法國經典《貝利葉一家》的影片，將故事移植到武漢煙火繚繞的魚雜店。少女喻延作為聽障家庭中唯一的健聽者，既是無聲世界與外界溝通的重要橋梁，又是渴望逃離親情羈絆的叛逆少女。導演王沐剔除原作夸張的選舉鬧劇，轉而用一場爭奪老房產權的典型家庭糾紛，讓聽障父母與青春期女兒的沖突真實落地。
而這樣的影片并非孤例：《好像也沒那么熱血沸騰》讓智力障礙球員用特殊戰術逆轉比賽，《小小的我》記錄腦癱少年用詩句叩擊愛情，《不說話的愛》把撫養權官司變成手語辯護的舞臺……這些電影不再刻意以悲劇性為重心，而是回歸人間煙火的考驗，在時代與現實的多元生活中，更細致地觀察生命體驗。
這場敘事變革，是讓殘障題材電影從邊緣走向更大眾的關鍵。由特殊性出發發現普遍性，它們試圖令殘障者的悲喜不僅僅是個人化的，也是更多不同群體在時代困局中尋找共鳴的切口。
細微，揭開日常的隱形創口
清晨的舊樓天臺，腦癱少年劉春和顫抖著掏出紙筆，用顫巍巍的雙手襯著平靜的神情寫下遺囑——這是《小小的我》開篇頗具沖擊力的場景，搖晃的鏡頭與急促的呼吸聲中，觀眾被拽入他最具體的日常中：傾斜的地平線在蹣跚腳步下劇烈震顫，公交車臺階化作需要攀爬的懸崖，便利店門簾成為必須側身擠過的障礙。這不是對殘障者姿態的獵奇展示，而是用身體丈量“普通人”這樣平凡的詞匯之中，已含有的幸運。
這些新的殘障題材影片，以自己的細膩，去更理解地揭開那些藏匿于日常的隱形傷口：遺囑信箋上的扭曲字跡，或者是法庭席位上拼命舞動卻無人解讀的手語，也可能是家庭餐桌前被迫放下的涼透的湯碗，這些鏡頭細節聚焦著殘障群體的細微困境。
如果說這種日常的困境展示在這類創作的必要性不言而喻，那么作為高潮的小切面爆發更彌足珍貴。《不說話的愛》中的高潮法庭戲，用強情緒的爆發，在法律和親情之間擴大了聾人父親的現實難題。基于聽障所面對的信息障礙，影片用上了聲畫分離的技法，將法槌敲擊與法官質問消解為真空，聽障父親的手語動作在寂靜中被放大成絕望的舞蹈，健聽人所信賴的嚴肅司法程序，在這種交流的障礙面前變為無力。
對困境的極致呈現，在《獨一無二》的聽障家庭晚餐中蛻變為更隱蔽的暴力暗示，健聽女兒喻延游走于學校的重壓和家庭的生機之間，家庭小店對外手語翻譯的重擔，一定程度上將她異化為了“傳聲器官”，而父母對其音樂愛好和發展機會的忽視，讓這種青春期的無助在“血脈親情”、“弱勢群體”的裹挾中被不斷放大，這些創傷伴隨著家庭傷口的撕開在觀眾心里隱隱陣痛。
可以看到，這些新的殘障題材創作，從日常性、戲劇性、隱喻性等更多切面，進行著對殘障人群生活境況更縱深的挖掘，以此為觀眾建立起新的理解與認知。
新解，在類型化和詩意中重構尊嚴
當撕開日常困境的創口后，真正的敘事變革才剛剛開始——那些曾被悲情敘事遮蔽的生命力，正在類型化敘事的土壤中破土重生。
創作者們以喜劇的荒誕、詩意的隱喻、類型的越界，將殘障人士還原為擁有完整情感光譜的人。這種創作轉向暗含著一個尖銳的叩問：當我們談論殘障者時，為何總在討論他們“如何克服缺陷”，卻從不追問“我們如何重構看待缺陷的視角”？
《好像也沒那么熱血沸騰》作為為數不多的相關喜劇類型，其創作邏輯可謂提交了一份自己的類型答卷。影片巧妙地運用喜劇性，讓觀眾迅速建立起對智力障礙群體的情感認同。在籃球場上，智力障礙球員面對大比分的落后，他們用“滑稽”的算術問題和“荒誕”的戰術贏得比賽，隨著觀眾笑聲取代眼淚成為敘事催化劑，傳統勵志敘事的邏輯也在進一步“松綁”。在大眾化的“競爭強者”語境中，殘障角色獲得了對生命尊嚴和生命能量的重新塑造，使得銀幕上的他們掙脫了悲情標本的宿命。
日常生活的詩意突圍，則提供了另一種尊嚴重構的可能。李滄東的《綠洲》為我們鋪設了教科書式的創作藍本，影片通過仰拍的方式，讓腦癱女性扭曲的肢體在植物的光影中舒展為飛鳥，使壓抑的情欲迸發出灼目的生命力。將往日的生理局限，轉為身體美學的載體，在這樣非常規詩意的視聽烘托下，生理局限反而成為欲望書寫的絕佳注腳。
而類型片的破壁實驗，更徹底顛覆了殘障者的敘事位置——就如《不說話的愛》，盡管部分的公益觀感讓影片一定程度上仍受制于苦情敘事，但由于犯罪類型元素的加入，其他犯罪電影里算不上“大題”的騙保，也讓它有了新的類型活力。
值得關注的是，今年還將上映的《震耳欲聾》聚焦聽障群體維權事件，《千金不換》以喜劇模式探討自閉癥兒童家庭倫理，可以讓我們看到更多的相關題材正加速突破過往的“冷門”或“公益”屬性，向泛類型化領域滲透。
從喜劇解構到詩意再現，再到類型化的創作取向，這些創作實踐共同指向一個核心命題：不再居高臨下地將“身體殘缺”視為要在故事中去“修補”的問題，而是重建平視敘事的邏輯與方法。當觀眾一以貫之的邏輯被打破，荒誕戰術和手語辯護出現在銀幕上，讓觀眾認知中的殘缺與完整的界限開始松動。這種松動帶來的不是廉價的感動，而是對生命的多樣態真正的敬畏。
連通，在普世性題目中創造共鳴
欲望書寫的正當性，也是不可回避的核心命題。
作家史鐵生曾在《病隙碎筆》中做出如此洞察：“殘疾人的愛情所以遭受世俗的冷面，最沉重的一個原因，是性功能障礙”。而殘障者欲望在影視創作中的空白，本質上是對人性完整性的破壞。
在近幾年的作品中，李滄東在《綠洲》對殘障男女的床戲毫不避諱展現其笨拙與渴望，早早定下了情欲與殘疾絕非對立命題；《小小的我》則把輪椅少年情竇初開的笨拙，化作詩集里欲說還休的暗語；而在《獨一無二》中，中年恩愛的聽障父母也真實地表現出了情欲——這些無疑都是對“刻板”的深度打破。
當鏡頭不再回避殘障者發燙的指尖與潮濕的眼神，那些被磨平成符號的生命，更加血肉豐盈。
在打通普世情感這一邏輯中，社會焦慮的同等投射更是一種打通認知的重要方式，這點在香港聽障題材創作《看我今天怎么說》中得到了細致的體現。
影片聚焦三位聾人青年在不同的成長條件和身體狀態下，面對生活和未來不同的心態和選擇。這種“入世”的創作恰恰是打通普世情感的核心，在當下年輕人于躺平和內卷的抉擇中求索時，殘障群體并非與這些社會痛點隔絕，相反，正因為他們的特殊，所以他們關于入世的態度更顯得可貴。創作者對這一層面的聚焦，或是影片在豆瓣拿下8.5高分口碑的關鍵，而這種突破無不印證著，唯有看到殘障者與常人共享現實中的命題，才能真正實現敘事的回歸。
當關注殘障群體的電影完成困境理解與尊嚴重構的雙重使命后，最終指向的并不只是特殊關懷，而是對時代命運與人性褶皺的深度勘探——那些被貼上特定標簽的生命經驗，恰是照見普遍人的棱鏡。創作者們正在撕開“我們”與“他們”的虛假區隔，讓輪椅上的情欲、手語中的親情、點滴下的焦慮，都成為所有觀眾反觀自我的鏡像。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