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非標”癌癥片，讓傷痛“軟著陸”
《816》的群像之特別，不僅在于它足夠有生活質感，能夠將病房之中人們的生活細密鋪陳開來，更在于它將孩子之間的聯結串成扎實的群像，不刻意去煽情，不懷揣技巧和雞賊的審視。同樣的，還在于導演本身的創作態度和自我表達，是夾雜了自我在低谷期的思考與自省的，因而顯得格外真誠與可貴。
作者：條形碼???????????????????????????????????????????????????????????????????????????????????????????????????????????????????????????????????????????????????????????????
編輯：藍二?????????????????????????????????????????????????????????????????????????????????????????????????????????????????
版式：王威
最近一周社會對沙白安樂死事件的熱議，讓我們再一次感受到，人們對于死亡既有本能的懼怕，又有本能的求索。
弗洛伊德認為，每一個擁有意識的個體都本能地背負著一對注定相互對立的欲望，即生存的意志及其反面。從這個角度上來說，如果安樂死是個體自主放棄生的可能，那么以癌癥兒童為主角、講述癌癥的電影《816》，則剛好與之相反，它所講述的，是人如何抵擋對于病痛的恐懼，如何讓生存的意志敵過死欲。
《816》由《海角七號》、《賽德克·巴萊》的導演魏德圣執導，截至目前，豆瓣評分8.0，口碑還在穩定發酵中。但在這部電影市場排片近乎消跡的當下，再來討論這部電影，是否還有意義？
事實上，對于癌癥電影，我們似乎總會帶著既定的情緒預設，默認它會遵循“刻意渲染，強行催淚”的套路，而在看過《816》后，更多觀眾的感受則是，它是一部擁有著“非標”調性的癌癥片。
《816》沒有強調癌癥對普通個體和家庭的重錘和磋磨，而是做扎實的群像戲，放大六個主角家庭在各自生活中所遇到的小確幸，同時降低失去生命這一悲慟事實的信噪比。在癌癥之外，日常的溫情才是這部電影真正對焦的事物。
更為重要的是，全片實則都在密集呈現患癌兒童對于“生”與“死”的思考和感悟，但又不是純粹情緒式的輸出。比起模式化的癌癥片里普遍存在的強情緒渲染，《816》反其道而行，讓觀眾產生了更為真實的共情和觸動，也從而讓立意進階，以死亡襯新生，最終，一種強烈的“求生”情緒讓電影的落點更加有力。
當一部講癌癥的電影做起群像
《816》片名的出處，來自一間病房的房號，片名即是點睛，它簡明扼要告知觀眾，影片是一出群像戲，是關于這間病房中的兒癌患者、家人以及主治醫生之間，因病痛而牽引出的喜怒哀樂。
它講癌癥，卻又不局限于癌癥，甚至于一口氣將攝像頭對準了六個患癌家庭，二十余位角色。但劇情卻并不顯雜亂無序，而是自然而然讓觀眾進入故事，進入816病房的日常之中。
導演以源源這一角色作為最核心的主視角，由她進入病房開始，故事徐徐推進。六個家庭之間，從互不相熟，甚至因貧富差距和宗教問題針鋒相對，再到彼此幫扶安慰，看似平淡的日常卻因為癌癥片的背景而顯得翔實和生動，也讓觀眾擺脫了原本的情緒預設，意識到患癌兒童和家人作為“正常人”的那一面。
當然，《816》的群像戲并非只延宕在病房的日常之內，在導演設計的平行“抗癌”世界里，六位患癌兒童同樣集聚在一起，共同抵抗病魔，這種群像設計將孩子們之間萌動的友情、愛情等情愫，刻畫得淋漓盡致。值得一提的是，魏德圣在這里并未同其他同類作品一樣，將鏡頭聚焦孩子們的痛苦，而是以動畫來展現孩子與病魔之間的抗爭，以熱血“打怪”的風格，中和了故事本身的悲情基底，充滿童趣輕盈的調性。
童趣是《816》最為特別之處，導演在電影中放大了患癌兒童的天真和童心。影片中，孩子們在得知是延去世后，第一反應則是要把他心愛的東西燒給他，“死亡”在孩子們眼里此刻是輕巧的羽毛。
同時，這樣的處理手法實際上所收獲的情緒濃度則更為強烈，就像在侵害戲中，鏡頭一味對準受害者反倒讓觀眾感到惡心與驚懼，而將鏡頭對準施暴者，反倒能夠讓觀眾直面惡的本源。
實際上，魏德圣在執導這部電影時，最初的心境起始非常簡單，在采訪中，他大膽自陳，幾年以前，他當時正在進行中的項目，因為各種客觀原因進展緩慢，彼時的他因為項目和疫情等影響，心情變得十分低落，他迫切地想要走出來，“我需要講一個故事來釋放我的負能量”。
在這樣的至暗時刻，他想起了這個二十多年前偶然聽到的故事，以原本的故事作為原型素材，魏德圣很快開始創作。而在創作過程中，他始終非常清楚自己的核心表達：用這部電影來消解觀眾以及自己的負面情緒。
作為臺灣的新生代導演，魏德圣對于民族史詩以及失意頹喪的小人物一直情有獨鐘，《賽德克·巴萊》講述凡人英雄，《海角七號》剖陳小人物的命運，講述患癌兒童的群像故事，對于他而言，既是新的嘗試，亦是一次挑戰。
從這個角度上來說，《816》的群像之特別，不僅在于它足夠有生活質感，能夠將病房之中人們的生活細密鋪陳開來，更在于它將孩子之間的聯結串成扎實的群像，不刻意去煽情，不懷揣技巧和雞賊的審視。同樣的，還在于導演本身的創作態度和自我表達，是夾雜了自我在低谷期的思考與自省的，因而顯得格外真誠與可貴。
癌癥片的情緒“軟著陸”?????
無論在華語電影，還是世界電影史上，講述患癌的電影作品，并不算是冷門題材，近的有《送你一朵小紅花》、《小偉》等華語片，遠的也有《遺愿清單》、《星運里的錯》以及《我和厄爾以及將死的女孩》等外語片。而這些電影的側重點自然各有不同，《816》所展現出的特別之處在于，它有耐心，它不浮躁。
這種耐心首先體現在對于強煽情敘事的回避，在觀看《816》的過程中，觀眾幾乎不會預判到之后的劇情，因為它并不套路化，在源源向大杉告白失敗時，原本以為她下一秒就會落淚，沒想到的是，劇情峰回路轉，源源的一句“渣男”，讓觀眾在捧腹大笑的同時，也讓人們對她的性格有了更為立體的認知，有了這樣靈動的人物設計，觀眾自然會為源源最終的離世而感到揪心和痛苦。不走模板化劇情，而是讓觀眾愛上電影中的人物，這種不浮躁的態度在當下便顯得尤為可貴。
其次，它給予觀眾思考和延宕的空間，因為觀眾的情緒并不是精密的儀器，能夠被計算、被掌控。所以它適時留白，讓一些預料之中會提升情緒濃度的時刻被輕輕揭過。
比如，在是延去世后，他的父母回病房收拾遺物，此時，他們的情緒是被剝離出身體的，麻木成為了他們的最后一層偽裝。而直到是延母親不小心掉落東西，整個病房其他人拉開帷幔時，這一刻，是延的父母再也控制不住。這樣放空的劇情推延，反倒調動了觀眾的情緒，讓人們在無意識中與角色共情。
蘇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隱喻》中其實有過對于癌癥的隱喻的闡釋，癌癥常被看作是一種道德上的疾病，這種隱喻導致了對癌癥患者的歧視和污名化，使他們在社會中處于不利地位。癌癥的隱喻不僅僅是對疾病本身的描述，更是一種道德評判和社會態度的體現，這種隱喻在社會中形成了一種壓力，使得患者感到羞恥和絕望。
而當我們代入這樣的觀點時，不禁會思考，魏德勝的《816》，其實恰恰做到了將癌癥“去病化”，將患癌兒童“健全化”，不以癌癥對人的侵蝕為主要的表達，而聚焦于人本身的抗爭和更為豁達的死亡觀。
觀眾的情緒不再聚焦于病痛和彌漫在患癌家庭中的苦難，而是由中心緩緩向四周蕩開，從痛苦和難過轉化成對生靈的敬佩，這種情緒的“軟著陸”，在情緒成為一種熱門“療法”的當下，無疑有著關鍵的一席之地。它讓我們意識到，情緒并非只能是沉重與苦痛的，它還能夠傳遞給我們更為昂揚的一面。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