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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為靈活就業群體“系上安全帶”，關系到社會保障水平的進步，也與未來的社會穩定息息相關。

▲資料圖：街頭的外賣小哥。圖/IC photo

新京報社論

“我來自農村，社保對我來說，意義不大，我是不愿意繳納的！”據報道，3月25日，上海市人大常委會組織了一場別開生面的立法大討論，一位90后外賣小哥道出自己的想法。

這樣的聲音很有代表性。討論現場，有外賣小哥也表示，“如果繳社保，每個月我個人要出700元，這700元相當于我要送100個訂單”。

事實上，不只是外賣小哥，整個靈活就業群體參保積極性不足的問題都較普遍。據2020年發布的《流動的“新市民”：新生代農民工生活與心態調查報告》顯示，受訪對象中不繳社保的占比51.3%，繳了公積金的僅有17.4%。

而其中原因也非常“現實”：靈活就業群體普遍處于高流動狀態，很難按照規定在一個地方繳滿15年社保。盡管社保跨地區轉移機制已經打通，但并不能確保其賬戶金額完全轉移。這就削弱了他們的“獲得感”和參保動力。

另外，靈活就業群體一般較年輕，距離領取社保的時間較長，參保就意味著要將相當比例的收入投入到“未來”。在不確定的“未來”與可以看得見的“現在”之間，一些人也往往更傾向于優先保障眼前的生活。

可以說，從長遠看，不愿參保確實增加了個人和家庭的風險，但他們的選擇，又未嘗不具有現實的考量因素。

明白了背后原因，也就可以“對癥下藥”。比如，可考慮允許靈活就業群體在社保跨區域遷移時實現完整轉移，避免“滴漏”，真正做到社保完全“隨人走”；可有針對性地降低靈活就業群體的社保繳納標準甚至是繳納年限，以減輕“眼前”為社保的支出負擔。

但客觀說，這些辦法仍只是基于既有制度的局部改良。考慮到新就業形態的勞動者在工作年限、年齡、家庭情況、個人需求等方面都有相當大的差異，要增強社會保障體系對他們的“兼容”度，還需另辟蹊徑創造更多元、更多維度、更靈活的參保方式與保障方式，給予他們更大的選擇空間。

這方面近年來其實已有一些創新嘗試。如自2022年7月起，人社部面向網約車司機等群體開展職業傷害保障試點，為靈活就業者的意外傷害托底；2022年3月1日起，專屬商業養老保險試點區域擴大到全國范圍，更多快遞騎手等靈活就業人員可選擇這款繳費方式更靈活、繳費金額不固定的專屬商業養老保險。

對這些創新性的保障方式，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的參與積極性到底如何，與傳統社保體系相比的優劣在哪，相關部門不妨及時摸底，再針對性完善。同時，鼓勵市場化保險機構探索更多的商業保險方式，更好挖掘靈活就業領域社保與商業保險的互補潛力，也值得重視。

其實，正如這次立法大討論所示，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到底需要什么樣的社會保障，關鍵還是要多聽聽他們的意見，多了解其真實處境，才能讓保障體系的優化更具針對性，也為社保體系的創新打開更多新思路。

數據顯示，當前我國靈活就業群體規模已超2億人。如何為這一群體“系上安全帶”，已是一個不容忽視的社會問題，關系到社會保障水平的進步，也與未來的社會穩定息息相關。

因此，有必要予以全面考量，將之當作社保制度進一步優化、與時俱進的一個重要課題來應對，并在資源保障上予以更多傾斜。如眼下，可整體加大對靈活就業群體的社保補貼。

還需指出的是，跟靈活就業群體相關的平臺或第三方企業，也要不打折扣地依規履行好自身的社保繳納義務，公平保障好有參保需求的勞動者的參保權利。企業應盡的責任和員工參保意愿不能混為一談。

總之，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參保積極性不足的問題，不能孤立地看待。如何在各級政府、企業、個人之間打造更合理的費用分擔機制，實現社保可持續發展與參保人員獲得感整體提升的雙贏，有賴于各方統籌應對。

編輯 / 徐秋穎

校對 / 付春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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