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朝鮮王朝從17—19世紀流行一類奇怪的圓形《天下圖》，它由兩重大陸和兩重大海相互套疊而成，其圖形、布局和地名大致相同，具有相當的穩定性。長期以來，國內外學術界對此類圖進行了大量研究，但眾說紛紜，其真相一直處在撲朔迷離之中。本文在對學術史進行了細密的梳理和辯證之后，從三個方面嘗試對《天下圖》進行最新解讀。

【關?鍵?詞】《天下圖》《山海經》《山海輿地全圖》《五岳真形圖》 昆侖山?長白山

引子：一張奇怪的肖像

1895年，法國東方學家莫里斯·古朗（Maurice Courant）在《朝鮮書目》（Bibliographie coréenne）一書的第二卷，復制了一幅稱為《天下諸國圖》的18世紀朝鮮“世界地圖”[1]（圖1）。這是一幅圓形地圖，很容易讓人想起西方的一類被稱作“寰宇圖”（mappa mundi或mappemondes）的地圖，又稱“T-O圖”（T-O Chart）或“輪形地圖”（Circular Map），其形狀約等于字母“T”和“O”的組合——“O”代表當時已知的世界，“T”代表將歐亞非三洲分開的水域，主要流行于中世紀。[2]盡管《天下諸國圖》并不是一幅真正的“T-O圖”，但它確實予人以一種十分古老的感覺。朝鮮學者李益習早在此前三年，即已斷言此類圖的年代“漫漶而不可追索”[3]。古朗的復制是一幅彩繪稿本的黑白圖像，原圖已不知去向。正好現藏于首爾大學奎章閣韓國學研究院的一張彩繪設色圖（圖2）與之十分相像，可以借此來仔細端詳一下。

圖 1ˉ 天下諸國圖 ˉ 原圖設色 ˉ 約 18 世紀下半葉 ˉ 法國學者古朗收藏

圖 2ˉ 天下諸國圖 ˉ 紙本設色 ˉ 約 18 世紀下半葉 ˉ 韓國首爾大學奎章閣韓國學研究院藏

兩張圖都在右上角署名《天下諸國圖》，下注小字“一百五十三國”。然后映入我們眼簾的是地圖約略呈蘋果狀的形體，和它猶如蘋果被從中間剖開的內部結構。在最外面的果皮部分，是一圈用藍色表示的大海，海上只在東西兩端有兩個孤島。東面的島上有兩棵交叉在一起的連理樹，寫著“日之所出”和“扶桑”，下面的山上標出“流波山”；西面的島上有一棵盤曲的松樹，寫著“日月所入”和“盤松”。然后是一圈略呈矩形的大陸，其彎彎曲曲的形狀，就像一道被蟲蛀出的蟲道；上面的矩形方框內，寫著近百個奇奇怪怪的國家、山岳和湖泊的名字（國家有41個），如“大人國”“比肩國”“不白山”“封淵”；還在北部居中處畫了一棵巨大的樹，旁邊寫著“千里盤木”。再往里一圈，又見藍色大海，和大海上點綴著的數十個國家、島嶼或神山之名（國家有47個），其中混雜著我們熟悉的“日本”“琉球”等歷史名稱，以及“瀛洲”“方丈”“蓬萊”“不死國”“長臂國”等神話地名；最重要的是在海上，按照東南西北的方位，出現了四個標志性的地名：“東岳廣桑”“南岳長離”“西岳麗農”和“北岳廣野”（下文將詳細討論）。

再往里，也就是這個蘋果的果核部分，我們看到一個略呈平行四邊形、有五條大河流貫其中的中心大陸；大陸上共有65個國家的名字，其中除了“中國”“朝鮮”之外，絕大部分都是在中國史書中出現過的歷史國家如“大宛”“鄯善”“精絕”和“大秦”；地名亦然，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國部分，上面清晰地標出了中國的五岳鎮山（“華山”“衡山”“泰山”“恒山”和“嵩山”），東南還有一座“天臺山”。有意思的是，兩幅地圖都在中央大陸最靠近中心的部位（圖1更明顯），畫出了一座占據特殊地位的山，它就是“昆侖山”。地圖作者在“昆侖山”字樣之側加上了“中岳”兩字，還在“昆侖山”下兩條河流夾峙的一個三角形部位，標出了“天地心”字樣，表示此處是天地的中心。在奎章閣彩繪圖（圖2）中，“天地心”與“中國”是中央大陸——同時也是“天下”全部——兩處最顯眼的地方，它們約呈中軸對稱，均由紅色整體平涂；中央大陸上另一處紅色標注的地域，是東部邊緣的“朝鮮”，也就是地圖作者的祖國；此外，還有“日本國”和“琉球國”也用紅色標注，但它們位于中央大陸之外的海上，故與朝鮮“相比”，無疑離兩個“中心”更遠，也更為邊緣。這一點也可以通過另一處細節的圖形語言來說明，即“中國”和“朝鮮”是整幅地圖中唯一兩處其名字被鑲以瓣狀花邊的地方，說明了二者之間的特殊關系（類似于“中華”和“小中華”）。

當然，對這個圖像還可以有另外的解讀。日本學者中村拓即從中看出了一個像章上的“男人的右側面肖像”：他有著“仔細梳理的頭發和張開的嘴”，中國“占據著這張面孔的中央”，其“下巴和脖子是安南和印度”；而“發型的前端或者東部”是朝鮮，“發型的后端或者西部”則是西方諸國[4]。這種洞見令人驚異，不過似乎還可以補充一個細節：一方面被中村拓稱為“環形”的海外的“第二塊大陸”，其實是一個接近于方形的形狀（其意義將在后文揭曉）；另一方面，這個近乎方形的形狀正好可以給中央的側面人像提供一種外框，使中央的人像更加突出和顯著，并使之看上去，猶如一幅18世紀歐洲貴族頭戴假發的“肖像”。

那么，這幅“肖像”真的存在嗎？作為一張古代朝鮮的“天下圖”，它與真正的“天下”，也就是同時代的“世界”，是否存在聯系？它難道不是制圖者某種純屬偶然的制圖效果，或者僅僅出自觀圖者異想天開的自我投射？

如果它真的是一幅“肖像”，那么它是“誰”的肖像？如果它不是，那么在它“奇怪”的表象之下，會不會也以某種特殊的方式，隱匿或折射著所在時代十分珍貴的歷史情形和歷史真實？

那么，它的原形或歷史“真形”，究竟是什么？

一、形態與年代

一個多世紀以來，隨著越來越多相似地圖的發現，《天下諸國圖》的形態已愈益為人所知。它的名稱并不限于《天下諸國圖》，也可以叫《天下總圖》《天地圖》《普天之下地圖》，甚至《太極圖》。當然，更多、更常見的名稱則叫《天下圖》。而且，它也不限于一幅單獨的地圖，而是一套地圖冊中的其中之一。一般而言，《天下圖》位于地圖冊首頁，其后則有《中國圖》《日本圖》《琉球圖》《朝鮮圖》和《朝鮮八道圖》；有時，《天下圖》也有可能放在整套地圖冊的最后。

其材質和工藝，除了一類我們前面有所討論的彩繪圖，還有一類是木刻印制圖。中村拓指出，盡管彩繪圖在數量上遠遠超出木刻圖，但實際上彩繪圖并不比木刻本更真實或者古老，而往往是對后者的復制，故中村拓的文章只限于對十二個木刻本進行描述和分析。[5]本文中的圖3和圖4，是兩件出自同一版本的木刻本《天下總圖》，其中圖3來自韓國學者李燦的藏品，在地圖整體之外的左側邊緣，刻印了“康熙二十三年甲子謹制”一行字，是所有《天下圖》中唯一有制作年代的一件（1684年）。需要指出，這件圖年款的位置在正圖之外，字體大小不一且有欠恭正，與正圖上的文字顯然不同。此圖尚存其他版本，但都沒有文字，也顯出此圖的特別。另外，朝鮮王朝于明亡之后，除了在政府和外交公文上奉清朝為正朔之外，在私下和民間基本上奉明朝為正朔和沿用崇禎年號[6]，因此，該地圖堂而皇之地署上康熙年款，不知何故。無論如何，17世紀晚期出現的這類圖，是已知《天下圖》中年代最早的圖。

圖 3ˉ 天 下 總 圖 ˉ 木 版 本 ˉ32.5cm×31.5cmˉ1684 年 ˉ 李燦藏

圖 4ˉ天下總圖 ˉ木版本 ˉ31.5cm×32.4cmˉ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藏品 ˉ5530 號

現存文獻中，雖然《朝鮮王朝實錄》睿宗元年（1469）即有“《天下圖》成”的說法[7]，但是除卻一個名稱，沒有證據表明，這里所說的《天下圖》與后世的實物相關。但是，17世紀確是頻繁出現這類表述的年代，而且其文字描述與地圖圖像似亦多能相應。茲舉三例。

（1）李光庭（1552—1629），《訥隱集》卷十八，《溪巖金先生行狀》：

少日嘗裒輯地志。為天下圖。指點而嘆曰：“對此，教胸襟較豁。”[8]

另，金坽（1577—1641）《溪巖集》卷六附錄權愈（1633—1704）《墓碣銘并序》：

先生嘗自為天下圖。喟然曰：“吾觀此，吾胸襟覺恢廓。其立意竅領之者既遠大，豈肯茍開堂壇而疇其身哉。”[9]

（2）李明漢（1595—1645），《白洲集》卷十一，《戲書天下圖》：

我之生也何局促，一生老此彈丸國。既未能鞭雷御風歷天衢，又未能鼓枻乘桴環八區。假令早晩持節覲上帝，不過遼燕路一帶。三峽三河吳楚間，大水名山如隔世。以此發憤欲狂呼，赤腳蹴踏天下圖。[10]

（3）李沃（1641—1698），《博泉集》卷十四，《聞上掛天下圖于便殿，命館閣主文者賦七言律，臣屏伏私次，次其韻》：

曾聞漢帝指輿圖，復掛吾王玉座隅。鎮望星羅天有野，封疆繡錯地分區。中流砥柱勞神禹，亙筑長城懾服于。莫道腥塵中土污，東周今日在箕都。[11]

第1例，在李朝文人金坽的行狀和墓碣銘中，都提到了他作《天下圖》的事跡。行狀的作者李光庭是壬辰倭亂時的重要功臣，曾多次往返于明和朝鮮之間，也是金坽的同時代人；他在行狀中特別提到金坽作《天下圖》這件事，可以想見當時此事發生的影響。另，墓碣銘的作者權愈也是曾任過大司諫、藝文館大提學等要職的重要官員。[12]兩處文獻均提到，《天下圖》囊括宇宙于方隅之間，起到“恢廓胸襟”的作用。這種表述應該源自宋版書《歷代地理指掌圖》中托名為蘇軾的一段話：“指掌上下，數千百載，離合分并，增省廢置，靡不該備。此由胸中元自有名山大川，是以直寄筆墨，如此易也。”[13]現有《天下圖》的尺幅均不大，但表述的世界卻極為宏闊，亦可視為另一種《指掌圖》。

第2例，透過李明漢的古風詩，可以鮮明地看出被囿限于天下一隅的李朝文人特有的隔絕感和空間意識，即“彈丸國”（朝鮮）之小與“天衢”（中國）和“八區”（世界）的恢宏無限的對比與沖突，而這也可以在上述《天下圖》的圖形語言中見出端倪。圖中的中央大陸上，最引人注目的正是一條條縱橫交錯的河流和一座座巍峨的高山（“三峽三河吳楚間，大水名山如隔世”）。

第3例中的最后兩句，則反映了李朝文人繼清廷入主中原之后所產生的“小中華意識”，即認為“中土”現已被“腥塵”所“污染”，而原先被稱為“東夷”的朝鮮，則因為繼承了周朝箕子的文脈和明朝的正朔，竟成為今天之“東周”（“莫道腥塵中土污，東周今日在箕都”）。雖然詩句中，“長城”意象并未出現于現存《天下圖》中，似乎暗示此處的《天下圖》，有可能類似于金壽弘所繪的《天下古今大總便覽圖》，其實質是描繪明朝地貌的巨幅中國地圖；但是，詩句中“漢帝指輿圖”（從“指掌圖”化出）的用語，表明這里的《天下圖》其尺幅應該不大，而這卻與現存《天下圖》暗合。除此之外，確實也存在著一類《天下圖》或《天地圖》（參見下文），它們正如詩句所言（“鎮望星羅天有野，封疆繡錯地分區”），將地上州郡與天上星座相對應，說明李沃所描繪的《天下圖》，已接近于今天可見的《天下圖》。當然，還存在另外一種可能性：既然《天下圖》本身為包含《中國圖》在內的一整套地圖冊，那么《天下圖》的觀眾在觀賞過程中，將緊跟著《天下圖》之后出現的《中國圖》中之意象，疊加在自己關于《天下圖》的觀賞經驗之中，并非不可想象。

綜合以上圖例與詩文，我們把《天下圖》出現的上限，初步確定在17世紀上半葉，或與上述詩文所作的時間同步。其作者或許與金坽有關。康熙款《天下圖》的年代表示，它的形態應該處在此類圖的一個相對較早的階段。

例如，康熙款《天下圖》的外圈大海上可以讀到四行文字，按順時針排列分別錄為：（1）“天地之間相距四億二千里”；（2）“日月廣三千里，大星廣百里，中星廣八十里，小星廣四十里”；（3）“東西南北四方各八萬四千國，其中大國記，此地外無邊大海，外無地”；（4）“東西南北相距二億三萬五十里”。這些文字雜糅了各種古典文本，猶如現代地圖中的圖例說明，給出了解讀地圖的主要條件，應屬早期地圖中本有的內容。其文本出處大致如下：（1）“天地之間相距四億二千里”，此語不知所出，因它與中國傳統天文學中所持的天地之間的距離“八萬四千里”（道教典籍《玉書錄》）或“自地至天一億一萬六千三百五十里”（據《開元占經》為張衡《靈憲》文）均有所不合，或與某部不知名的佛經有關。（2）“日月廣三千里，大星廣百里，中星廣八十里，小星廣四十里”，第一句出處不詳，第二、三、四句語出佛經《妙法蓮華經·馬鳴菩薩品第三十》。（3）“東西南北四方各八萬四千國，其中大國記，此地外無邊大海，外無地”，其中第一句話“八萬四千國”來自佛教常用語，因為“八萬四千”是佛經中形容數量繁多的常用詞，除“八萬四千國”外，還有“八萬四千法門”“八萬四千煩惱”等，不一而足；后面的話是對于地圖的說明，應屬地圖作者所說。（4）“東西南北相距二億三萬五十里”，語出《淮南子·墜形訓》，言東西南北四極各相距“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上述木刻本中的圖例說明文字，在彩繪本中便很少出現了。就此而言，彩繪圖系列圖1、圖2，似屬于年代較為晚近的形態。

康熙款《天下圖》的年代較早，還可見于某些文字方面的證據。例如，它的中央大陸“朝鮮”之上，有一座“龜山”，“龜山”之側有一個“肅慎國”（圖5）——這兩個地名分別見于《山海經》中的《海內北經》和《大荒北經》；但在彩繪圖（圖6）中，這兩個地名變成了毫無根據的“肅山”和“竜慎國”——顯系地圖在傳抄過程中出現的訛變。

圖 5ˉ《天下總圖》( 局部 )：肅慎國、龜山、圓袴

圖 6ˉ《天下諸國圖》( 局部 )：竜慎國、肅山、圓喬山

具體圖像的畫法也可以成為年代的證據。例如在康熙款《天下圖》中，海外大陸上北、東、西三個方位均畫有一棵樹，三棵樹的畫法明顯不同。其中東方的“扶桑樹”是一棵樹干交叉的連理樹；西方的“盤格松”是一棵直立的松樹；而北方的“千里盤木”則呈現為一棵針葉樹。與之相比，彩繪圖中三棵相應的樹已開始畫得比較簡率，但仍然能夠看出與前者的承繼關系。

以上討論將文字訛變、文字和圖像畫法的詳略與疏密當作年代的依據，但也存在相反的序列。如彩繪圖中海外“日本國”之側，康熙款《天下圖》中的“圓袴（山）”（圖5），在彩繪圖中則是“圓喬山”（圖6）。事實上，此處正確的反倒是后者（“圓喬山”來自“員嶠”，海中仙山之一，出自《列子·湯問》）。彩繪圖在某些地名上較之木刻本更為正確，這說明木刻本同樣不是最初的祖本，而是與彩繪圖一樣共同輾轉流變于某個未知的原始祖本。再比如，彩繪圖比木刻圖在中央大陸上多出許多地名：南側，在后者用“蕃胡十二國”一筆帶過的地方，前者標注了14個國家的名稱；在西部亦然，在后者只標出了“西域諸國”的地方，前者足足增加了31個國名。黃時鑒據此將《天下圖》分成“繁式”和“簡式”兩類，此處的邏輯反而是由簡而繁而不是由繁而簡；黃時鑒因此而懷疑學者Gari Ledyard將先繁后簡當作分期依據的邏輯。[14]因為真實的歷史情境經常是一個雙向的過程。換句話說，由繁而簡和由簡而繁，都是同一個歷史過程的不同方面，應該辯證地加以把握，而不是將單向過程絕對化。但總體來說，康熙款木刻圖要早于彩繪圖的年代序列應該可以成立。

如果再為這個序列加上第三個指標——一幅加上了經緯線的《天下圖》（圖7），或許就能夠為《天下圖》大致排出相對可靠的年代坐標。Gari Ledyard在為《世界地圖學史》（History of Cartography）所寫的《韓國制圖學》一文中，將另一幅與圖7出自同一版本的《天下圖》稱作“一幅‘退化’的晚期《天下圖》”（a late“degenerate”ch’ǒnhado），其理由即在于：一方面，它較此前的《天下諸國圖》內容更為簡化（如大量減少了國名和在東、西、北方位省略了本來應該有的樹）；另一方面，卻在地圖上增添了經緯線、南北二極和子午線等西方現代制圖學特征，旨在“讓地圖看上去更加現代和‘科學’”。為此他將地圖的年代定在19世紀晚期。[15]正如前述，Gari Ledyard單純以由繁入簡判定年代序列的觀點是難以成立的；其實，在經緯線包裝下的這幅圖，所依據的原型是一幅較繁式圖更為古老的地圖，其形態與康熙款圖基本相同（包括“肅慎國”“龜山”和“圓袴”等字樣），制圖者只是在添加經緯線的過程中，可能出于圖像整體性效果的考慮，才省略了對樹的刻畫。據徐寧對與此圖基本同款的中國國家圖書館收藏6338號《天下圖》的研究，大致可把此圖年代的上限定在1776年之后[16]，年代的下限應該可以到19世紀晚期。這樣，關于《天下圖》的形態和年代，我們可以達成幾個初步的認識。

圖 7ˉ 天下圖 ˉ32.5cm×42.5cmˉ1776 年之后（更可能在 19 世紀）ˉ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ˉ6338 號

（1）《天下圖》傳世和流行的年代大約在17世紀上半葉到19世紀下半葉之間，但典型的《天下圖》應該出現在明清易代之后，也就是17世紀下半葉。之后，從現存大量《天下圖》藏品來看，這類圖在部分細節和畫法上有所變異，但主體基本保持恒定。

（2）早期《天下圖》應該有某些圖例文字伴隨，這些文字應與古代天文學、星占學、風水學相關（后文還將論述），但在后世大多被省略。

（3）早期《天下圖》中，東、西、北三個方位的樹的畫法應該彼此差異，各有千秋，而在后世，這些特征會有所模糊甚至被取消。

（4）某些文字的訛變（如“肅慎國”變成“竜慎國”，“龜山”變成“肅山”）可以看作是年代晚近的表現；某些文字的增加（如國名），亦可看作是年代晚近的表現，須綜合起來做具體分析，不可一概而論。

（5）西方制圖學特征（如經緯線、南北極）的增添和傳統制圖學特征的消減，亦可看作是《天下圖》即將衰亡并被西方制圖學所替代之表征。

以下，我們將相繼討論四個層面的問題。

第一，我們將通過重新觀察和描述此類《天下圖》本體的圖像特征，對于已有學術史上主流觀點進行重新考察和論證；這部分的次標題均采用了問號形式。

第二，在上述討論基礎上，我們將以自己的方式，重新厘定《天下圖》圖形知識的跨文化圖像志來源。

第三，我們將從圖形制作的層面，繼續討論圖像設計者如何以中國文化的理想為依據，對原有圖形進行一次又一次的重構，直至它呈現為現有的樣貌和形態。

第四，通過案例考察《天下圖》如何被使用的過程，我們將揭示出地圖的制作者和使用者們在跨文化語境下所隱匿于圖像表象背后之既復雜又矛盾的心態、欲望和觀念。

二、 觀察與論證

1.為什么兩個中心、雙重五岳？

讓我們先從《天下圖》的中央大陸開始。

正如奎章閣彩繪圖（圖2）所示，中央大陸中兩處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以紅色平涂的“天地心”與“中國”，正好構成了中央大陸那張奇怪的男人側面像的“耳目”，同時形成中央大陸上“一個天下，兩個中心”的局面。[17]這一點顯示了朝鮮《天下圖》非同尋常的特點。

在中國文化傳統中，“天下”往往與“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觀念不可分割。中國現存第一幅世界地圖《華夷圖》（圖8），即將中國（“華”）處理成一個山海環繞中的大陸，將中國之外的世界（“夷”）處理成周邊的數百個地名。在圖形表現上，“華”被詳細勾勒出了輪廓線；“夷”的部分，除了朝鮮之外，所有國家均沒有呈現出外形，僅以文字（國名）標識。“華”與“夷”（中國與世界）的具體關系，在這里以圖形的語言，表現為一個“有形”與“無形”的差別。這種關系極力強調了中國作為世界中心的觀念，成為一種圖像表現傳統并被歷代輿圖所繼承。

圖 8ˉ 華夷圖 ˉ 墨線圖 ˉ79c m×78cmˉ1136 年 ˉ 原石藏西安碑林博物館

明嘉靖年間成書的《地理人子須知》（1564）中，出現了一幅《中國三大干龍總覽之圖》（圖9）。該圖的新穎之處，在于它以風水學說即“眾山之祖”昆侖山向中國發出的三條龍脈（“干龍”）為依據，為上述中國中心論提供一種地理合法性說明。圖中，昆侖山被表現在左上角，可以清晰地看到從昆侖山發出的北、中、南三條山勢走向的脈絡，從西向東貫穿。但這里，昆侖山并不是圖像表述的中心，相反，它處在邊緣；它的西面和北面均未得到表現，顯然，對于書的作者徐維志、徐維事兄弟而言，除了中國所在的地方，其余方位并不重要，也不必畫出（所謂“夷國之山不可考，亦不足論”）。[18]

圖 9ˉ 中國三大干龍總覽之圖 ˉ 徐維志 ˉ徐維事 ˉ1564 年 ˉ 出自《地理人子須知》和《三才圖會》

這一傳統顯然也被朝鮮地圖制作者所接受。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收藏的《天下之圖》地圖冊中，一幅《中國地圖》彩繪圖（圖10），即把昆侖山畫在畫面的左側邊緣，并把它處理為黃河的源頭。仔細觀察可知，這里的“中國”與其說是當時朝鮮王朝的實際宗主國清朝，毋寧說是已被推翻但仍為朝鮮王朝念茲在茲的明朝；其版圖強調的是長城之內的明代兩京十三省，卻把清朝的統治者集團相關的建州、女真和蒙古都畫在長城之外。但是這一切又不能明說，這大概就是為什么地圖作者使用了“中國”這樣較為籠統的稱謂。

圖 10ˉ 中 國 地 圖 ˉ 紙 本 攝 色 ˉ30c m×18.8cmˉ18 世紀 ˉ 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但是，在與之配套并同時出現的《天下圖》中，卻出現了兩個“中心”同時并存的現象——其中一個依然是傳統的“中國”，另一個卻是傳統中位于邊緣的“昆侖山”（“天地心”實際上是昆侖山的另類表述，詳見下文）；在這種意義上，雖然不能說傳統的中國中心觀得到了顛覆，但至少可以說，它在一定程度上被相對化了。聯系到《天下圖》圖像中，昆侖山同樣被處理成黃河的源頭，可以把傳統中國中心觀的“天下圖”（例如從《華夷圖》經《中國三大干龍總覽之圖》到這里的《中國地圖》），看成是被整體挪移到《天下圖》中，成為其中央大陸中的右側一半，那么，另一半又是怎么來的呢？

與之同時的另一種讓渡，發生在“五岳”稱謂的微妙變化上。我們注意到，傳統的“五岳”自從漢武帝時代確立以來，一直保持著西岳華山、東岳泰山、北岳恒山、南岳衡山和中岳嵩山的稱謂。但在《天下圖》中，五岳僅僅以山的名稱出現，沒有一座被冠以“岳”的名義，其方位也沒有得到合乎邏輯的排列（圖11）。然而，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中岳”的稱謂卻從“嵩山”那兒被挪移到了其側的“昆侖山”上，形成“中岳昆侖山”的表述。就在“昆侖山”的西側，我們看到了另一個熟悉的表述是“天地心”，這意味著“昆侖山”不僅僅是“中岳”，還是“天地之心”。

圖 11ˉ天下圖ˉ木刻本ˉ29cm×33cmˉ18世紀下半葉 (李燦斷定為 17世紀末 )ˉ尹炯斗藏品

不僅只有“中岳昆侖山”的表述，仔細觀察還會發現，在地圖中央大陸外圍大海中，東、西、南、北四個方位還有四座岳山——“東岳廣桑山”“西岳麗農山”“南岳長離山”和“北岳廣野山”，這四座岳山加上“中岳昆侖山”，正好構成了在傳統五岳之外的又一組五岳（圖12）。這雙重套疊的“五岳”系統并非偶然，而是出自一個精密的設計。一幅《天下圖》的圖例文字透露了圖像設計者的用意所在，即“泰山、嵩山、華山、恒山、衡山”構成的是“內五岳”，“廣野山、麗農山、廣桑山、長離山、昆侖山”構成的是“外五岳”（圖13）。日本地圖學家海野一隆早就指出，第二組“五岳”和“天地心”的表述均出自唐杜光庭所著道經《洞天福地岳瀆名山記》，相關描述如下：

東岳廣桑山在東海中，青帝所都。南岳長離山在南海中，赤帝所都。西岳麗農山在西海中，白帝所都。北岳廣野山在北海中，黑帝所都。中岳昆侖山在九海中，天辰星為天地心。[19]

圖 12 ˉ《天下圖》細節：西岳麗農山、北岳廣野山、中岳昆侖山、南岳長離山、東岳廣桑山

圖 13ˉ 天下圖 ˉ18 世紀 ˉ 韓國國立民俗博物館（右側文字：廣野山、麗農山、廣桑山、長離山、昆侖山外五岳，左側文字：泰山、嵩山、華山、恒山、衡山內五岳）

值得注意的是，杜光庭的“五岳”模式盡管顯得荒率飄忽，但其中“青帝”“赤帝”“白帝”“黑帝”的說辭，說明這套系統與傳統的“五岳”模式一樣，仍然以漢武帝時期以來所建構的融宇宙（“五行”）、空間（“五方”）、色彩（“五色”）和政治（“五帝”）為一體的潛在秩序為基礎，只不過在《天下圖》的案例中，這種秩序已經從內（“內五岳”）而外（“外五岳”）擴展到一個更為廣大的場域。這一場域充滿著神話般的國名和不可索解的地名，但正如日本、琉球這樣的歷史名稱與蓬萊、瀛洲、方丈那樣的神話仙境比肩而立所示，盡管這里半明半昧、半文明半野蠻，仍然不失為一個可以認知、溝通和交往的人間。

需要解釋的是外圈的大陸，即本文開篇所比喻的那個蘋果中被蟲子所蛀出的“蟲道”，或者那幅側面肖像的“外框”。這個大陸上盡管密布著近百個國名和地名，但其中竟然沒有一個歷史地名存在！較之文明的中央大陸和半文明的海上世界，這個地域無疑是一個“大荒世界”。

看上去，這樣一個三重套疊的世界，非常接近于《山海經》所描繪的山海世界。那么，《天下圖》是一幅《山海經圖》嗎？它真的是要圖解一個《山海經》世界嗎？

2.是《山海經圖》，還是《九九州圖》？

《天下圖》與作為文本的《山海經》存在關系是毋庸置疑的。《山海經》共十八篇，由前五篇《山經》和后十五篇《海經》構成。無疑，這樣的山、海和山海中的諸國世界，正好構成了《天下圖》所要表達的內容。此外，它那由內而外三重套疊（由中央大陸、海上世界和外層大陸組成）的結構，也與《海經》中的《海內經》《海外經》和《大荒經》的內容恰好吻合。中村拓曾對一幅《天下圖》做過統計，他發現，在該圖的145個地名中，有不少于110個地名來自上述《海內經》《海外經》和《大荒經》。[20]

尤其是成書于戰國時期的古書《山海經》，歷史上一直傳說存在著與經文相配的圖，稱作《山海圖》。明代楊慎在《山海經后序》中說：

九鼎之圖，其傳固出于終古、孔甲之流也，謂之曰《山海圖》，其文則謂之《山海經》。至秦而九鼎亡，獨圖與經存。晉陶潛詩“流觀山海圖”，阮氏《七錄》有張僧繇《山海圖》可證已。今則經存而圖亡。[21]

也就是說，《山海經》和《山海圖》本來都是夏禹所鑄的九鼎上的文字和圖像；九鼎消失之后，只有《山海經》與《山海圖》流傳下來；至少在東晉時，陶淵明還在詩中說他“流觀山海圖”，也就是看與《山海經》內容相配的圖；但到了后世，只有經流傳了下來，圖卻與九鼎一樣亡失了；同時，也使得后世的人們把尋找失落了的《山海圖》的工作，提上了議事日程。

據中村拓回憶，日本著名地理學家小川琢治，即屬于那些相信朝鮮《天下圖》為佚失了的《山海圖》的人群中之一員。[22]其中當然也包括中國學者。在2017年出版的《中外交通古地圖集》一書中，編著者即將圖12所示的《天下圖》，當作后人補繪的《山海經》地理圖之一；他們還在書中，將該圖的標題和年代特意標注為“傳說的山海經地理圖（公元前476年后，后代復原）”[23]。另外一些學者（如劉宗迪）雖然并不認定《天下圖》一定是古代《山海圖》的直接遺存，但同樣斷言：“這幅朝鮮王國的世界地圖就是《山海經》所記述地理知識的形象圖示……朝鮮《天下圖》從形式到內容，都是對《山海經》的忠實描摹。”[24]

筆者曾經多次申言，習慣以文本為依據的歷史學者在從事圖像研究時，經常容易犯的錯誤之一，在于把圖像看成是思想或文本無中介的直接體現；而實際上，圖像不是透明的，而是一種具有物性的存在（筆者稱之為“圖像的物性”），它會在圖像與圖像之間（或曰圖像傳統之中）投下自己的重影。具體到地圖研究中，筆者將“圖像的物性”發展成為“圖形作為知識”的方法論訴求，這種訴求試圖不僅將地圖的制作看作地理現實或思想的表達，而且看作制作者“情感與欲望”的表達，更呈現為一個有關圖形形式的知識生成、傳遞和演變的客觀歷程。[25]例如在《天下圖》的案例上，地圖整體為什么會呈現為圓形？中央大陸為什么是現有的形狀而不是其他任何形狀？昆侖山為什么會變成一個新的五岳系統的中心？這些都是持論《山海經圖》的學者們并不關心，也難以回答的問題，卻為本文作者所不得不關心和回答。

另一個為《天下圖》尋找文本來源的舉措，是把地圖中那極為風格化的環形大海環繞“環形大陸”的結構，看成是受到戰國時期思想家鄒衍的影響。其最早應該出于韓國學者金良善（1972），后來是另一位韓國學者李燦（1998），二者都提到實學學者魏伯珪（1727—1798）在著作《寰瀛志》中所引的鄒衍的一段話：

中國四方之海，是號裨海，其外有大陸環之，大陸地外又有大瀛海環之，方是地涯云。[26]

鑒于鄒衍著作已亡佚，查證司馬遷《史記·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相關的原話為：

以為儒者所謂中國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

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27]

中國學者徐寧認為《史記》的記載與《寰瀛志》中的記載“有很大出入”[28]，似有所不逮。實際上，魏伯珪在他的《寰瀛志》初編中收入了一幅自名為“利瑪竇天下圖”的地圖（圖14），他在序中即稱其為《利瑪竇九九州圖》。[29]鑒于該圖實質上即當時流行的《天下圖》的一個變體，換句話說，當他把這幅90%與《天下圖》重合（只是把地圖原先的圓形改成了矩形）的地圖叫作《九九州圖》，即意味著《天下圖》在魏伯珪心目中，也是一種《九九州圖》，而這顯然與《史記》中鄒衍的描述一致。也就是說，中國可內分為“九州”（小九州），它本身又是中央大陸上的“九州”（大九州）之一，被中央大陸外的一個“裨海”所環繞；然后，在外圍的大陸中，又存在著相對獨立的九部分，成為另一個“九州”；全世界一共有類似于中國那樣的九州（大九州）八十一個，中國只占據八十一分之一；而在這八十一個大九州之外，才是另一道無邊的大海（“大瀛海”）環繞著，這才是天地之間的邊際。這一描述與前引鄒衍的一段話并無矛盾；換言之，從內容上說，魏伯珪引用鄒衍的學說來闡釋《天下圖》并沒有問題。

圖 14ˉ利瑪竇天下圖 ˉ魏伯珪 ˉ出自《存齋全書》

唯一的問題存在于圖形上面。也就是說，魏伯珪作為18世紀的實學學者，他可以從文獻角度把《天下圖》闡釋為鄒衍意義上的《九九州圖》，但他并沒有也不可能發明《天下圖》的形式；這種形式在他之前，至少在17世紀下半葉即已存在，故而魏伯珪眼中的《九九州圖》，并不是《天下圖》的來源，僅僅是一種后事之師的巧合而已。

3.圓形：佛教寰宇圖？

為什么所有的《天下圖》都采取了圓形的形式？是因為它們都有一個共同的來源，而這個來源又恰恰是一個圓形構圖嗎？

中村拓盡管不同意小川琢治失落了的《山海經圖》起源說，但他仍然相信《天下圖》有一個較古老的淵源，正如他文章的標題《保留在朝鮮人中的古老中國地圖》所示；只不過這次的淵源變成了所謂的中國佛教寰宇圖。[30]在他看來，《天下圖》較近的前身是類似于明代章潢《圖書編》（1562—1577）中所載的《四海華夷總圖》（圖15）那樣的圖，它把佛教世界觀中的南瞻部洲（人類所生活處）描繪成一個中央大陸，它的周圍圍繞著海洋和島嶼；東西兩側又被大陸包圍；東部的國家有日本和大、小琉球，西部大陸上則有大秦國。整個地圖的外形呈現為矩形，但中央大陸則約略呈現為一個牛頭形或者一個盾形；中央大陸的核心是以北海和南海為軸線而對稱展開的“五印度”或“五天竺”，其中“昆侖”位于中天竺偏東的位置上，并沒有處在中心。

圖 15ˉ四海華夷總圖ˉ1585年ˉ出自章潢《圖書編》卷二十九

章潢沒有給出《四海華夷總圖》的確切來源，只是說它來自“釋典……故存之以備考”[31]；但是，中央大陸的“盾形”形狀和上面的“五天竺”名稱，卻把我們的視線引向另一類更為古老的佛教地圖——《五天竺圖》。圖16即一幅現存于日本法隆寺的《五天竺圖》，其年代可以追溯到1364年，但其原型卻可以追溯到7世紀的唐玄奘和他的《大唐西域記》。關于這類地圖的原貌和流傳，黃時鑒做了這樣的推斷：“以《大唐西域記》為主繪制的《五天竺圖》最初出現于中國，然后經高麗傳到了日本，時間當在唐宋時期。當時的東亞佛教信徒渴望到天竺去朝圣，《大唐西域記》是他們隨身攜帶的指引書，《五天竺圖》是他們的路線圖。”[32]從該圖的示意圖（圖17）來看，雖然圖上標出了玄奘在五天竺旅行的部分路線圖，但該圖更主要的功能并不在于此，而在于呈現一個以天竺為中心的理想佛教秩序。五天竺占據了畫面的主要篇幅，以類似于中國五岳的理想化模式，按東南西北中的方位沿中軸線展開；在這個空間里，歐亞大陸上兩個最為強大的世俗王朝——中國（震旦）和波斯——僅僅處于東部和西部邊緣，更加強烈地反襯出以恒河、中天竺和南天竺為中軸的佛教中心的存在。

圖 16ˉ 五 天 竺 圖 ˉ1364 年 ˉ日本奈良法隆寺藏品

圖 17ˉ《五天竺圖》示意圖

正是這種理想化的空間秩序設計，導致這類地圖（包括《四海華夷總圖》）的中央大陸形狀近似于橢圓形（更準確地說，一個“盾形”）。但李約瑟等科學史學者，仍然把這類地圖當作“輪形（圓形）地圖”來看待，認為它們不僅僅“起源于印度”，還像“所有的輪形地圖”一樣，可能都起源于一個共同的來源——巴比倫。[33]因為它們并非真正表達歷史信息的地圖，而是同屬一類李約瑟稱之為“宗教寰宇圖”的地圖；它們表達宗教理想和秩序的成分，要遠遠大于其事實的成分。

與《天下圖》基本處于同一時間段的《四海華夷總圖》也不例外。《四海華夷總圖》的構圖原則，表現為比《五天竺圖》更機械的中軸對稱原則——如“長腳國”對“無腎國”、“長臂國”對“蒲甘國”、“朝鮮”對“弗懔”、“日本國”對“西女國”，左右兩半的國家、島嶼和半島，完全呈現出鏡像般的一一對應。與之相反，盡管看上去很相似，但《天下圖》的構圖原則在以下兩點上卻與之截然不同。

第一，《天下圖》中央大陸的形狀是不規則的，它的左右兩半并不對稱。

第二，《天下圖》的圖形是圓形，并不是橢圓形或“盾形”。

綜上所述，佛教寰宇圖并不是《天下圖》圖形的來源。

實際上，尋找《天下圖》來源的線索不在別處，反而正在《天下圖》本身之中。顯然，我們忽視了其中的一類《天下圖》（圖18），它們有時候也叫《天地圖》（圖19），觀看它們的重點不在“天下”之“下”（或“地”），而在于其“天”。圖18是一幅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收藏的《天下圖》，其具體年代應該在18世紀；這幅地圖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在于它在最外圈本來應該由“大瀛海”占據之處，安置了眾多熠熠生輝的星座。這些星座是周天的“二十八宿”和“十二次”。前者包括東方蒼龍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方玄武七宿（斗、牛、女、虛、危、室、壁）；西方白虎七宿（奎、婁、胃、昴、畢、觜、參）；南方朱雀七宿（井、鬼、柳、星、張、翼、軫）。后者指十二星次，由圓周外圍的一圈字表示，包括壽星（辰）、大火（卯）、析木（寅）、星紀（丑）、玄枵（子）、娵訾（亥）、降婁（戌）、大梁（酉）、實沈（申）、鶉首（未）、鶉火（午）、鶉尾（巳）。根據中國古代的分野星占學，天上的“二十八宿”“十二次”與地上世界的區域（通常用漢唐時期的十二郡國或九州來表示）存在著對應關系，故通過天上星象的變動即可預測地上的人事禍福。圖19的形態更接近于傳統的分野系統，它的地上世界以中國疆域為主（同時包括十二郡國和九州），與天上的“二十八宿”和“十二次”正好一一呼應。星象系統的呈現其實更好地顯露了這類圖設計之初的原始意圖，即一種從空中（“天”）向下（“地”）俯瞰的視角；根據這種視角，加上東西地極上“扶桑樹”和“盤格松”扮演著提供“日月所出”和“日月所入”的功能，我們終于恍然大悟，原來地圖的圓形構圖不過是天穹之圓和日月周行軌道的表現，是傳統“天圓地方”觀念的反映。一旦意識到地圖的圓形其實是天穹的表現，那么也會相應明白，被幾乎所有學者稱作“環形大陸”的外圍大陸，其實根本就不是圓的。它們在地圖中其實或多或少都被表現得近似正方形，因為大地本來就是“方”的——用我們的話來說，即“一個神圣星空下的矩形大地”。[34]

圖 18ˉ天下圖 ˉ紙本設色 ˉ18 世紀 ˉ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藏

圖 19ˉ天地圖 ˉ紙本設色 ˉ30c m×47.6c mˉ19 詩 紀 ˉ韓國首爾歷史博物館藏

4.世界圖式：《疆理圖》的變體？

正如中國現存第一幅世界地圖《華夷圖》所示，傳統文脈中的世界地圖往往呈現為一個以中國為中心的“華夷秩序”。中國以準方形或矩形形狀，占據絕大部分位置，周圍則散布著零零星星的四夷小國；二者之間往往被表現為一種典型的有形—無形關系，即有明確形狀的中國與無形狀、僅僅以國名表示的外國形成鮮明對比。它所采取的“計里畫方”的繪圖方式，與古代空間方位“四方”“八位”“九宮”同源，進一步將中國與外部世界的關系轉化為一種有限—無限的關系（其中中國盡管重要，卻不是世界的全部；外部世界盡管粗略，卻是真實存在的），只要需要，也是可以觸及的。這里存在著一種類似于畫家王希孟所繪《千里江山圖》那樣的手卷式橫向展開方式——物換景移。相對于中國世界的精確與可測量而言，外部世界并非子虛烏有，卻有待于精確測量。一般而言，這種構圖方式并不關注對世界的整體表達，故很難產生真正意義上世界圖景的地圖。

中國現存第一幅嚴格意義上的世界地圖，是繪制于洪武二十二年（1389）的《大明混一圖》。該圖不再滿足于只用名字暗示外部世界的傳統做法，而是試圖真實地展現中國周邊國家的具體形狀；除熟悉的朝鮮之外，它在中國之東第一次畫出了日本諸島，在中國之西則畫出了印度、阿拉伯半島、非洲大陸和歐洲，初步形成了一個左中右三元并置的世界圖式。

1402年，隨著另一幅著名的東亞世界地圖《混一疆理歷代國都之圖》（圖20，以下簡稱《疆理圖》）在朝鮮問世，上述左中右三元并置的結構在地圖中得到了更加充分和清晰的表達。朝鮮和日本在中國的東面，印度洋、非洲和地中海世界則在中國的西面。這個囊括歐亞非大陸的三元結構，從圖形上看，非常接近于一個牛頭形。

圖 20ˉ 混一疆理歷代國都之圖（摹本）ˉ164c m×171.8cmˉ 約 1470 年 ˉ 日本龍谷大學藏

學界已經澄清了該圖在知識和圖形上的多重來源，即它如何在元代李澤民《聲教廣被圖》和清浚《混一疆理圖》的基礎上，添加朝鮮本國地圖和日本地圖，據以重新拼合而“勒成新圖”。[35]其西部歐、亞、非世界的知識應該來自李澤民的《聲教廣被圖》，后者與《大明混一圖》中的西部世界一樣，可能擁有共同的圖形淵源，反映了元時所受伊斯蘭和西方輿圖的影響，體現了令當時中國和東亞人耳目一新的世界圖式或“世界觀”。

美國學者Gari Ledyard在《韓國制圖學》中提出了一個有趣的假說，他把《天下圖》的圖形與這幅著名的《疆理圖》聯系起來，認為《天下圖》是融入了《疆理圖》的結果（圖21）。[36]這一觀點曾經引起中國學者徐寧的注意，認為其“給人不少啟發”[37]；黃時鑒則在文章中引用了Gari Ledyard所繪的二者的圖形比較，但同時指出了“從圖式來論其淵源”的弊端，在于“似乎都沾得上邊”[38]，故此說的內在邏輯并沒有得到他們的肯定，只是當作聊備一說的參考。

圖 21ˉ 美國學者 Gari Ledyard 對從《疆理圖》到《天下圖》的中央大陸可能經歷的圖形輪廓演變所作的解析圖

在Gari Ledyard看來，有兩條主要的線索把二者聯系在一起。首先是《天下圖》昆侖山下的一個三角形半島，位于黑水和洋水兩條河流之間，洋水匯入黑水（有的圖畫為黑色）后南流入海；Gari Ledyard強調，這是整個大陸上唯一一處由水流勾勒出形狀的半島，以及唯一一處有支流（洋水）匯入主流（黑水）的河流。[39]另一條線索是中央大陸西北部存在著一個巨大的水面（其實是一個“水滴”狀空間——筆者按），它在大部分情況下與地名“疏勒”相伴（也有直接把“疏勒”標注在其中的——筆者按）；作為一個內海，這也是整個中央大陸上唯一的一處。然后Gari Ledyard認為，如果我們在《疆理圖》上將阿拉伯海（西印度洋）和紅海，按照黑水和洋水那樣的主—支流關系做一調整，那么，隨著非洲部分的放大和阿拉伯半島的縮小，《疆理圖》相關部分就會轉化為《天下圖》中這部分的空間配置；另一方面，《疆理圖》中的地中海和黑海部分，也會相應地轉化為《天下圖》中由疏勒標注的唯一內海。[40]接著，作者還給出了一個具體的圖形演化程序，以揭示為了適應《天下圖》的特殊需要（如表達《山海經》提到的另外幾條大河“赤水”“江水”和“河水”），《疆理圖》的世界圖式怎樣逐步變成了《天下圖》中的中央大陸（圖21）。這是一個極富想象力的方案，盡管Gari Ledyard并非藝術史家，但他有意識地將圖形的生產納入圖形之間存在的客觀關系的維度中加以考慮，意味著他走在正確的道路上，亦與藝術史的思路不謀而合。

但是，他的具體研究和結論卻是錯誤的。他的錯誤主要體現為兩個方面。第一是戰術的錯誤：他錯誤地辨識了地圖上的信息；第二是戰略的錯誤：他誤入歧途，搞錯了自己的研究對象。

首先，Gari Ledyard把《天下圖》中經常以“疏勒”標識的那個“水滴狀”空間解讀為“內海”是沒有根據的。從現存的其他的《天下圖》（例如圖1、圖2）看，這部分有時候被明確地標注為“沙漠”；這一標注實際上依據了一個歷史悠久的中國地理學與輿圖傳統。從漢代張騫鑿通西域開始，西域三十六國[41]的概念即已進入中國人的知識系統中；“疏勒”（今新疆喀什一帶）本作為三十六國之一，在這里被標識為西域各國的主要代表之一（在“簡式圖”中，以“疏勒”打頭共有七個國家，下面另有“西域諸國”字樣；在“繁式圖”中，“疏勒”等七國之后，“西域諸國”被具現為三十一個國家的名字），并不是任何湖海的代表。鑒于其地正好位于絲綢之路北線和南線在西部的匯合點，以它為標識的“沙漠”，無疑只能是以塔克拉瑪干大沙漠為代表的沙海和戈壁了。我們從明代羅洪先《廣輿圖》的《輿地總圖》（圖22）中，即可看出在長城和陽關之北，有一道幾乎與長城平行的巨大的“沙漠”橫亙東西。而從明代開始，鑒于“瀚海”成為另一個表達沙漠的同義詞[42]，我們在有的地圖上發現的某些水流狀線條——其標注既可以是“沙漠”，也可以是“瀚海”——事實上都指沙漠（圖23）。或許正是因為“沙漠”與“瀚海”的語義混同，才導致了明代或李朝朝鮮的地圖中，沙漠有時候被表現為水滴或河流狀線條的緣故。《天下圖》中的水滴狀空間也不例外，其顯然是沙漠的表現；這樣一來，它也就根本不可能成為《疆理圖》中的地中海和黑海的遺存。

圖 22ˉ輿地總圖 ˉ羅洪先 ˉ約 1541 年 ˉ出自《廣輿圖》

圖 23ˉ 中原建朝鮮圖 ˉ 紙本設色 ˉ 約 18世紀下半葉 ˉ韓國首爾大學奎章閣韓國學研究院藏

Gari Ledyard的第二個錯誤，是把《天下圖》中兩河夾峙下的三角形空間（有的圖中有“天地心”字樣），誤釋成《疆理圖》中非洲、紅海、阿拉伯半島和阿拉伯海之表達。表面上看來，二者之間確實存在很大的相似度。Gari Ledyard嘗試找到《天下圖》的圖形依據，這本無可厚非；但Gari Ledyard的問題在于，他根本找錯了方向：《天下圖》所依據的圖形來源，實際上與《疆理圖》毫無關聯。

在正式展開我自己的論證之前，有一個問題需要在這里稍稍提及：《疆理圖》和《天下圖》之間的年代差異問題。

Gari Ledyard引用的《疆理圖》版本是日本天理大學圖書館所藏的“天理本”，其年代據日本學者的研究，應該是1568年[43]，這是《疆理圖》（最早繪制于1402年）現存年代最晚的版本。而現存《天下圖》最早的版本，只能追溯到康熙二十三年（1684），二者之間有超過一個多世紀的間隔。為了證明《疆理圖》有可能對《天下圖》產生影響，Gari Ledyard不得不把《天下圖》出現的時間上限提前到16世紀[44]，而這一點事實上得不到任何文獻和實物的支撐。前文的研究證明，《天下圖》的年代出現在17世紀，典型的《天下圖》更可能出現在17世紀下半葉。種種跡象表明，《天下圖》及其承載的大量歷史信息，都與16世紀末和17世紀之后在中國與東亞發生的政治、藝術與文化——尤其在制圖學上——的巨變有關，而與《疆理圖》所在的時代15—16世紀基本無關。

三、圖形作為知識：從利瑪竇《山海輿地全圖》開始

但這里還是需要從15—16世紀開始敘述。1488年，葡萄牙人迪亞士率船第一次越過非洲南端的好望角；十年之后，達·伽馬率船隊橫穿印度洋，到達了印度西岸的卡利卡特；1511年，葡萄牙占領了控制東西方貿易的黃金水道國家馬六甲；1513年，葡萄牙船隊出現在中國海域；1557年，葡萄牙人獲得了在澳門的居住權。從此，一個中西文化大交流的時代開始了。

耶穌會正是沿著葡萄牙船隊的軌跡接踵而至。1552年，當第一代耶穌會士方濟各·沙勿略（Francis Xavier，1506—1552）在廣州附近的上川島赍志而歿時，他依然未能進入這個令他魂牽夢繞卻可望而不可即的神秘國度。但同年10月6日，一個誕生在意大利馬切拉塔省的男孩，卻在三十年之后，幫助他實現了這個理想。1583年，利瑪竇（Matteo Ricci）與另一位耶穌會傳教士羅明堅（Michele Ruggieri）第一次跨入中國國門，并最終于1601年到達了都城。盡管耶穌會士們意在傳播宗教，但他們在事實上更多地傳播了西方的文化和科學（如機械表的制作、記憶術、數學、天文學和地圖制作），而地圖制作正是當時最先進的西方科學成果之一。利瑪竇后來向萬歷皇帝進獻的禮物中，就有一幅他所繪制的《坤輿萬國全圖》（圖24）。

圖 24ˉ 坤輿萬國全圖（日本彩色摹繪本）ˉ168.7cm×380.2cmˉ 利瑪竇 ˉ 原圖 1602 年

《坤輿萬國全圖》是利瑪竇依據比利時制圖家奧特里烏斯（Abraham Ortelius，1527—1598）的《寰宇大觀》（Theatrum Orbis Terrarum，1570），以及麥卡托（Mercator，1512—1594）、普蘭修斯（Plancius，1552—1622）、魯瑟利（Ruscelli，1518—1566）等人之圖，再糅入明代羅洪先的《廣輿圖》等中國地圖綜合而成，在當時的條件下，可謂“一次在中西語境下重要的文化創造，堪稱當時整個東、西方唯一一件內容較之以往最為完備的世界地圖”[45]，是“13—16世紀中西跨文化交流在地圖學上面的一次集大成”[46]。

例如，1584年版的奧特里烏斯《寰宇大觀》地圖集錯誤地把中國的形狀表現為一個類似于豎琴的三角形；而中國的形狀，在中國自己的輿圖傳統中，從來都被表現為一個矩形或準方形（即所謂“神圣星空下的矩形大地”）。這一錯誤就被利瑪竇根據羅洪先《廣輿圖》（其中的《輿地總圖》）做了修正，使中國部分渾化無跡地融入整幅世界地圖中。從地圖這部分的細節（圖25）來看，諸如“山東半島”、“朝鮮”、“黃河”、黃河之源、“星宿海”、“昆侖”，以及那一道橫亙中國塞外北方的大“沙漠”（包括其尾端“大流沙”），都與我們所熟知的中國同時期地圖如出一轍。

圖 25ˉ《坤輿萬國全圖》局部：中國部分

唯一令人意外的，是在利瑪竇的地圖中，“昆侖”的地位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與傳統地圖如徐維志、徐維事的《中國三大干龍總覽之圖》相比，“昆侖”在中國風水學說之中的重要意義已消失殆盡，如今被擠壓在黃河之源（“星宿海”）和長江之源（地圖上標注“松潘”）之間，較之于西側區分中國與印度之間的山系“大蔥嶺”，顯得微不足道。

《坤輿萬國全圖》并非利瑪竇唯一制作的世界地圖。事實上從1584年至1608年，利瑪竇嘗試制作不下于12個版本的中文世界地圖。[47]其中除了《坤輿萬國全圖》和《兩儀玄覽圖》（1603）之外，其余各版的原本均已佚失，只能依據明人《圖書編》《方輿勝略》《月令廣義》《三才圖會》諸書的轉載和收錄，方可窺其影像。

其中章潢《圖書編》收錄的《輿地山海全圖》（圖26），應為利瑪竇于廣東肇慶繪制的第一幅世界地圖《山海輿地全圖》（1584）的摹刻本。章潢與利瑪竇相識于南昌，故該圖摹刻的年代應在1584年之后或在南昌時期（1595—1598）。圖的底本應該源自奧特里烏斯1570年版本的《寰宇大觀》，因為圖中南美洲底部的圖形往東有一個三角形的突出（黃時鑒稱為“一個大彎角”），這是奧氏圖第一版中的特征；而在奧氏1587年之后的諸版中，這個三角形被取消了[48]，南美洲的圖形顯現為一個火腿狀漸次縮小的形態；而這個特點也反映在現存的《坤輿萬國全圖》和《兩儀玄覽圖》中，說明后兩幅圖都依據了奧氏1587年之后的版本，與《輿地山海全圖》不屬于一個系統。

圖 26ˉ 輿地山海全圖 ˉ 約 1585 年 ˉ 出自章潢《圖書編》卷二十九

在1602年前，與《坤輿萬國全圖》和《兩儀玄覽圖》屬于同一個系統，同時圖形和內容最接近于后者的，只有另一幅《山海輿地全圖》（圖27）。與1584年的同名地圖不同，該圖的原本是利瑪竇于萬歷二十八年（1600）在南京時所繪，據說有南京吏部主事吳中明刻本，但現已不傳。幸運的是，這個原本被相繼摹刻在馮應京刊刻的《月令廣義》（1602）和王圻的《三才圖會》（1609）中，尤其隨著《三才圖會》的廣泛傳播而影響深遠。

圖 27ˉ 山海輿地全圖 ˉ1609 年 ˉ 出自《三才圖會》

與《輿地山海全圖》的橢圓形相比，該圖只是略呈橢圓形，更接近于圓形。圖四角上有題識如下：“外三圈天球定天度晝夜長短影候”“內一圈地球分天地五州區境之略”“圖中橫豎三十六方每方中各十度”“地球橫豎經緯界線別方隅稽度數”。從題識看，現有的圖取消了原圖中所有的“外三圈天球”和“經緯線”，所以是原圖的一個簡化版。但是，原圖的基本面貌，應該說都得到了保留。這些部分在兩年后利瑪竇于北京所繪的《坤輿萬國全圖》中，都能找到對應之處，包括我們前面提到的“火腿狀”的南美洲下部。

正是這個《三才圖會》本《山海輿地全圖》，才是包括Gari Ledyard在內的眾多學者苦苦尋找的《天下圖》中的秘密所在，是后者圖形知識的主要來源。[49]

第一，讓我們從地圖西部并橫跨中線的歐亞非（地圖中的歐羅巴、亞細亞和利未亞）大陸開始。這個大陸現有的中線并不是西方地圖（如其原型奧特里烏斯《寰宇大觀》）中的零度經線，而是利瑪竇為了適應中國讀者的需要，將之從福島（加納利群島）所在的本初子午線，搬移了將近180°（實為170°），挪至現有位置的結果。這一挪移表面上看來，把原本位于東部邊緣的中國搬到了地圖靠近中心的位置，似有諂媚中國之嫌；但究其實質并不盡然。正如我們在《三才圖會》本所見的那樣，原本位于絕對中心的中國（“大明國”），在這樣的世界地圖中，其位置反而是相對化了（位于其中心偏左處，而且所占面積也不大）。那么，如果要恢復中國原有的中心位置，第一件需要做的事，無疑要使這個大陸繼續往中心移動，使其成為一個中央大陸。

第二，當我們把這個中央大陸與《天下圖》中央大陸（圖28）做比對時即可發現，其中的名稱居然都存在準確的對應和對位關系，如“高麗”—“朝鮮”、“大明國”—“中國”、“日本”—“日本國”、“琉球”—“琉球國”、“安南”—“安南國”、“沙漠”—“沙漠”、“昆侖”—“昆侖”。

圖 28ˉ《天下總圖》局部：中央大陸

第三，把這個中央大陸的方位做個調整，讓它按逆時針方向轉動45°，再聚焦到中央大陸，即可發現，它開始變得令人眼熟起來——一個如同半月形的側面“人臉”，開始浮現出來（圖29）。再把這張“人臉”的下半部分與《天下圖》示意圖（圖30）中的同樣位置做一比較，我們在兩邊同樣看到了一個三角形空間——一個兩水夾峙的半島，然后很容易地辨識出一組新的對位關系：“太海”—“洋水”、“地中海”—“黑水”、“歐羅巴”—“西域諸國”、“利未亞”—“蕃胡十二國”。

圖 29ˉ《山海輿地全圖》局部：經逆時針扭轉 45°的中央大陸

圖 30ˉ《天下圖》中央大陸線描示意圖

第四，當我們把“利未亞”（即非洲）定位在“蕃胡十二國”所在的位置，那么，那條南流入海的“赤水”，順理成章地，當然就是“西紅海”（紅海）了——值得指出的是，這一部分精確得甚至連色彩都相符。

第五，再加上“中國”部分的兩條河流——“河水”和“江水”，即“黃河”與“長江”，《天下圖》中央大陸中幾乎所有的信息，都得到了一一辨識。它所展現的，居然是利瑪竇時代所能了解的全部歐亞非世界。

換句話說，從利瑪竇《山海輿地全圖》到朝鮮《天下圖》的過程，猶如同一張臉經歷了一次成功的整容手術，但經過仔細辨認，仍然能發現，這是同一個人。

經過中央大陸的辨識，再來處理外圍的大陸，整個事就會變得易如反掌。因為正如前面所言，外圍的大陸在《天下圖》中所起的作用，是為中央大陸上的那個人臉肖像提供一副鏡框，它其實正是由《山海輿地全圖》中位于外圍的一系列破碎而并不連貫的陸地——南北美洲（南北亞墨利加州）、南極洲（墨瓦臘尼加州），加上北極和格陵蘭（臥蘭的亞大州）——連綴起來而形成的。

種種跡象表明，《天下圖》的前身即利瑪竇所繪，但經《三才圖會》轉繪的《山海輿地全圖》。朝鮮士人李睟光(1563—1628)，于1614年作、1634年刊行的《芝峰類說》的《諸國部》中，即已提到《三才圖會》[50]，說明至少在1614年前，該書已傳入朝鮮。這就把《天下圖》產生的絕對年代確定在1614年之后。

四、圖形知識的重構：以《五岳真形圖》為視野

在澄清了《天下圖》“是什么”（也就是它的圖形來源）問題之后，我們的任務只完成了一半。如今需要解決的是“為什么”（也就是圖的意蘊）的問題。即，為什么要把《山海輿地全圖》改造或重構成為《天下圖》？或者說，從《山海輿地全圖》出發，《天下圖》究竟要走到哪兒去？去干什么？對這些問題的回答，構成了本文后半部分的任務。

從方法論的角度，上述兩部分的任務或許可以借助藝術史家E.貢布里希的兩條著名術語來概括。第一條是“先制作后匹配，先創造后指稱”（making will come before matching，creation before reference）[51]，意為擺弄雪團的行為要永遠早于賦予手中的雪團以某些特征并將其稱作某人的行徑；從這種意義上來說，《天下圖》的制作緣由或許僅僅出自制作者想要畫出一張不同于《山海輿地全圖》的地圖，就像有一天一位突然不滿意于自己那張臉的女人，拿起化妝品為自己畫了另一張臉——當然，她不能隨心所欲地化妝，而是必須順應自己五官和面容的條件，所以她妝容下的那張臉總是可以被辨識出來的。第二條術語是“圖式和修正”（schema and correction）[52]，其原意為藝術家總是從某種現成的圖式（慣例或藝術傳統）出發，不斷通過種種“修正”的行為，使筆下的形象最終與現實世界匹配（matching）。正如貢布里希所用的“修正”（correction）一詞所暗示的，如若我們去除貢氏觀念中根深蒂固的寫實主義理想，而代之以任何一種“理想”（既可以是寫實主義，也可以是非寫實主義或任何主義的“理想”），那么，這兩套術語均可毫無違和地用于本文的場合。那么，什么是在制作過程中，《天下圖》所欲匹配的“理想”？

我們還是從中央大陸出發。《山海輿地全圖》中支離破碎的大陸，為什么要整合成《天下圖》中那略呈矩形、有山海河岳交錯流峙的形狀？

1910年，日本地理學家小川琢治將一幅日本所藏17世紀版《五岳真形圖》中的《東岳真形圖》，與實地考察用等高線繪制的泰山地形圖做了比較分析，從而得出一個驚人的發現，即《五岳真形圖》貌似雜亂的線條，其實是用類似于現代等高線制圖法的地圖繪制思想而繪制的（圖31）。這一發現后來被李約瑟的《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五卷《地學》所引用，后者盛贊“這幅圖中所用勾畫山形的方法完全不遜于近代所用的方法”[53]。1987年，中國地圖學者曹婉如、鄭錫煌發表了《試論道教的五岳真形圖》一文，將小川所引圖（圖32為其原圖）與明正統十年（1445）重輯的《正統道藏洞玄部靈圖類》中的《東岳真形圖》（圖33）做了比較，發現它們“雖有一定差別，但仍可以看出山體逶迤之處，二者大致相同”[54]。更為重要的是，兩位學者在這些圖后還發現了一段文字：“黑者山形，赤者水源，黃點者洞穴口也。畫小則丘陵微，畫大則隴岫狀。葛洪謂高下隨形，長短取象……”這段文字中所描繪的內容完全可以在上述彩圖中得到印證。尤其是文中提到的葛洪之言“高下隨形，長短取象”，與一部托名為葛洪的晉代文獻《漢武帝內傳》中的描述，如出一轍：

帝又見王母巾笈中，有卷子小書，盛以紫錦之囊。帝問：“此書是仙靈之方邪？不審其目，可得瞻眄否？”王母出以示之曰：“此《五岳真形圖》也。昨青城諸仙就我求請，今當過以付之。乃三天太上所出，其文秘禁極重，豈女穢質所宜佩乎？今且與汝《靈光生經》，可以通神勸志也。”帝下地叩頭，固請不已。王母曰：“昔上皇清虛元年，三天太上道君下觀六合，瞻河海之短長，察邱岳之高卑，立天柱而安于地理，植五岳而擬諸鎮輔，貴昆陵以舍靈仙，尊蓬邱以館真人，安水神乎極陰之源，棲太帝于扶桑之墟。于是方丈之阜，為理命之室；滄浪海島，養九老之堂。祖瀛元炎，長元流生，鳳麟聚窟，各為洲名。并在滄流大海元津之中，水則碧黑俱流，波則振蕩群精。諸仙玉女，聚于滄溟，其名難測，其實分明。乃因川源之規矩，睹河岳之盤曲。陵回阜轉，山高隴長，周旋委蛇，形似書字。是故因象制名，定實之號。畫形秘于元臺，而出為靈真之信。諸仙佩之，皆如傳章，道士執之，經行山川。百神群靈，尊奉親迎。女雖不正，然數訪山澤，叩求之志，不忘于道。欣子有心，今以相與，當深奉慎，如事君父，泄示凡夫，必致禍及也。”[55]

圖 31ˉ上：東岳真形圖 ˉ出自 17 世紀日本漢籍；下：東岳泰山的現代等高線圖 ˉ 小川琢治 ˉ1910 年

圖 32ˉ 東岳真形圖 ˉ 日本平添篤胤原藏卷子本《靈寶五岳真形圖》彩繪圖

圖 33ˉ 東岳真形圖 ˉ1445 年 ˉ 出自《正統道藏洞玄部靈圖類》

故事說西王母與漢武帝在延靈之臺相會，王母所賦予漢武帝的《五岳真形圖》，即來自太上道君某一日在天上“下觀六合，瞻河海之長短，察丘岳之高卑”的結果。太上道君把五岳按照中央四方的方式布置停當，并把昆侖山放置在最尊貴的地方，讓諸仙居住；然后觀察山川河流曲直的走向、高低起伏的樣態，它們那回旋盤曲的線條，就像是書寫的文字那樣。也就是說，《五岳真形圖》那形如文字的圖畫，并不是向壁虛構的產物，而是道士們借助于神仙（太上道君和西王母）俯察一切的眼光，所看到的宇宙真相（山川河流的“真形”）。

事實上，《天下圖》也是類似眼光的產物。只不過《天下圖》依據的“真形”，首先是利瑪竇《山海輿地全圖》，其次是該地圖所綜合的當時最先進的世界地理知識而已。正是借助于“真形圖”眼光，《天下圖》的作者猶如前文中提到的那位創世英雄太上道君，邁出了他“重整河山”的第一步：將《山海輿地全圖》中支離破碎的河山，初步改造成《天下圖》中那個略近方形、有河海山川流峙的大陸。

第二步，他重新安排了“五岳”的位置。這里的“五岳”其實要按照前文提及的“外五岳”（“廣野山、麗農山、廣桑山、長離山、昆侖山”）而不是“內五岳”（“泰山、嵩山、華山、恒山、衡山”）來理解，但其契機卻仍然根植于作者所欲超越的《山海輿地全圖》中。后者的圖例文字有云“內一圈地球分天地五州區境之略”，這里的“五州”無疑指地圖上已有所表現的“亞細亞”“歐羅巴”“利未亞”“南北亞墨利加”和“墨瓦臘尼加”；如此這般的“五州”信息未必會對《天下圖》的作者產生意義，但它們很有可能對后者起到了提示與刺激的作用，促使后者在制圖時以自己更熟悉的方式取而代之。本來，正如我們在《坤輿萬國全圖》中看到的那樣，原先傳統中國地圖中起特殊作用的“昆侖”，已經在利瑪竇拼合西方地圖的過程中被相對化了，變得渺不足論；但在木版化過程（例如鐫刻為《山海輿地全圖》）中，盡管地圖必須適應一定程度上的簡化，或許是木刻圖作者的傳統文化心理使然，但或者僅僅出自偶然的原因，“昆侖”一詞仍被選中而成為地圖上為數不多的地名之一，這居然成就了它從遺忘中被拯救的命運，并進一步成為《天下圖》作者在想象中構筑的世界中心之一。而在這一過程中，上述《五岳真形圖》中的“昆侖”特殊性眼光（“植五岳而擬諸鎮輔，貴昆陵以舍靈仙”），同樣促使圖像作者將其與道教杜光庭的“外五岳”思想結合，將《山海輿地全圖》中原先的“五州”，整合為《天下圖》中的另一個“五岳”系統。

值得關注的是，事實上當時還存在一種現成的圖像資源以幫助圖像作者達成目的。章潢的《圖書編》和高濂的《遵生八箋》中，都記錄有一種《五岳真形圖》，它們將符箓化的五岳“真形”，排列成一種五瓣梅花的形狀（圖34）；而《古今圖書集成》中收錄的一幅《唐五岳真形鑒圖》，更是將五岳排列成十字形狀（圖35），從而為《天下圖》的作者按現有方式排列五岳，提供了直接的圖像依據。

圖 34ˉ五岳真形圖 ˉ1585 年 ˉ出自章潢《圖書編》卷五十九

圖 35ˉ 唐五岳真形鑒圖 ˉ 出自《古今圖書集成·經濟匯編·考工典》第二百二十五卷

現在，《天下圖》作者要著手完成他匹配圖像的第三個步驟：將外圍大陸進一步納入文化的理想。這回他所依據的文化資源，是具有獨特地理空間的《山海經》系統；本來，從《山海輿地全圖》出發去援引《山海經》的文本資源，是順理成章的事。這使得圖像作者于中央大陸和海外五岳之外，可以輕而易舉地將外圍大陸闡釋成《山海經》中的大荒世界（那些難以索解的音譯地名和國家，無不昭示著這一點）；并最終將作者改造《山海輿地全圖》而成的三重套疊結構，完整地納入《山海經》“海內—海外—大荒”的意義框架。

當然，也不能排除將其納入鄒衍“九九州”意義系統的可能性。現存利瑪竇《坤輿萬國全圖》和《兩儀玄覽圖》中，均有南京吏部主事吳中明的序，明確提到“鄒子稱中國外如中國者九，稗海環之，其語似閎大不經”，并以之與中國傳統的“齊州之見”做對比，嘲笑后者之“東南不逾海，西不逾昆侖，北不逾沙漠，于以窮天地之際，不亦難乎”。[56]吳中明同時也是南京刻本《山海輿地全圖》（現已佚，即《三才圖會》中《山海輿地全圖》的原型）的主事者。不過筆者以為，作為基督徒的吳中明序文中引用鄒衍，意在驚贊利瑪竇圖中世界之浩瀚無窮；這種在《天下圖》作者眼中看來，在長他人志氣的情緒，正是其重整河山時所欲針對和征服的情緒，故較之《山海經》世界，其征引之可能性并不大。

最后，只剩下地圖最外圈的圓形需要闡釋。利瑪竇《坤輿萬國全圖》的橢圓形，并不是地球的形狀，而是根據當時歐洲最先進的橢圓形等積投影畫法，對地球兩半球的同時平面展開。《山海輿地全圖》將其從橢圓形改繪成略近圓形的形狀，將地球的五大洲都集中在一個球形上，如果不是出于純粹的誤讀，就只有通過僅僅是版面設計的原因來解釋。但《天下圖》的作者卻繼承或積極利用了這種誤讀，一方面把圓形按照傳統的“天圓地方”的宇宙觀和分野星占學來理解；另一方面，更把它放入道家神話和“五岳真形圖”的系統，最終形成一種以“背負青天朝下看”的俯瞰視角所看到的世界景觀（一個名副其實的“天下”）。

《天下圖》就是這樣煉成的。

五、昆侖山與長白山：風水學說背后的觀念

那么，《天下圖》中央大陸究竟是誰的肖像？《天下圖》的作者究竟是誰？為什么《天下圖》有兩個中心、兩組五岳？這究竟表達了他的什么情懷，什么意愿，什么思想？

讓我們重新回到本文開頭引用的圖像（圖4）中的一個細節。與康熙二十三年款《天下圖》同款的這幅《天下圖》（圖36），與前者一樣有一個八邊形的外框。黃時鑒很早就指出這個外框與“道家常用的八卦有聯系”[57]，但沒有說出為什么，現在我們可以根據這個材料做出肯定的回答。圖4的外框上，從西北方位開始有三行奇怪的字，用墨書題寫在外框內側的邊緣。西北方向往下墨書三行：第一，干亥龍亥首亥坐向巳破；第二，干亥龍亥坐向丁艮得丙破；第三，干亥龍亥首亥坐巳向，丁艮得丙破。關于這三行字和它們的意思，筆者請教了相關堪輿學專業人士。幸承中國文物學會會員許力先生轉致臺灣道教天一宗陳恭至宗主的意見，謹錄如下：

圖中墨書三行，自上而下依次，其一“干亥龍亥首亥坐向巳破”；其二“干亥龍亥坐向丁艮得丙破”；其三“干亥龍亥首亥坐巳向，丁艮得丙破”。

此三行皆堪輿學的語言。大意是：如果風水中的龍脈（龍亥）與八卦的位置（干亥）對應重疊，那么所求的人才與運勢，都將在某一個特定方位（丁艮得）應驗。而對應的弱點（巳破、丙破）也會顯現。

圖 36ˉ《天下總圖》細節：中國、朝鮮、昆侖與安南所在位置

筆者結合八卦形堪輿羅盤示意圖（圖37），對該《天下圖》的圖像做了重新解讀，發現了該圖在當時被使用的蛛絲馬跡，認為這種使用的背后，極可能隱匿著某些重大的歷史情勢與信息。根據后天八卦的方位，“干”為西北，這一位置正好與中央大陸上的“昆侖”重疊；而“艮”在東北，該方位與“朝鮮”位置重合；第三個方位“巳”在東南，與之同位的國家正好是“安南”。結合墨書和圖像，出現在《天下圖》上的這些話，其大概意思很可能是說：風水中的“龍亥”（龍脈）和八卦的位置“干亥”都重疊在西北“昆侖”之位上，因而所求的人才與運勢，都會在“丁”尤其在“艮”（即“朝鮮”）的方位上，而相應的弱點，也就是可能破壞運勢的位置，則在“巳”和“丙”位（基本上都指“安南”）。這是為什么？

圖 37ˉ 后天八卦堪輿羅盤示意圖

為了能夠更好地解決上述問題，我們有必要訴諸那個時代的風水學說。當時最著名的風水著述，無疑是成書于明嘉靖年間的徐維志、徐維事兄弟所著《地理人子須知》。該書第一篇《總論中國之山》，講述中國山水大勢及其與昆侖的關系：

朱子曰：“河圖言昆侖為地之中。”中國至于闐二萬里。于闐貢使自言西去四千三百余里即昆侖。今中國在昆侖東南，而天下之山祖于昆侖，惟派三干以入中國。其入夷國之山無可考，亦不足論。今以中國言之，其河北諸山，則自北寰武、嵐憲諸州，乘高而來，山脊以西之水，流入龍門西河，脊東之水，流于幽冀，入于東海。其西一支為湖口泰岳。次一支包汾晉之原而南出，以為析城、王屋，而又西折為雷首。又一支為恒山，又一支為太行山。太行山一千里，其山高甚。上黨在山脊，河東河北諸州在山支。其最長一支為燕山，盡于平梁。大河以南諸山，則關中之山，皆自蜀漢而來。一支至長安而盡。關中一支生下函谷。以至嵩、少，東盡泰山。一支嶓冢、漢水之北生下，盡揚州江南諸山，皆祖于岷江，出岷山。岷山夾江兩岸而行，那邊一支，去為江北許多去處。這邊一支，分散為湖南、閩、廣，盡于兩浙、建康。其一支為衡山，而盡于洞庭、九江之西。其一支度桂嶺，則包湘源，而北經袁筠之地，以盡于廬阜。其一支自南而東，則包彭蠡之原，度歙黃山，以盡于建康。又自天目山分一支，盡于浙江西之山，皆自五嶺贛上來，自南而北。閩廣之山，自北而南。一支則又包浙江之原，北首以盡會稽，南尾以盡閩粵。此中國諸山祖宗支派之大綱也。[58]

結合書中所附的《中國三大干龍總覽之圖》（圖38），即可理出中國山水的脈絡如下：昆侖為“眾山之祖”，去中國約二萬五千里之遙；中國位于昆侖之東南；從昆侖出發，向中國發出三條龍脈（干龍）。北龍是黃河之北眾山的大勢走向，經山西而往幽燕，太行山、北岳恒山和燕山都是它的支脈，然后向“東北渡遼海以入于海”；中龍為黃河以南、長江以北的山勢走向，從關中、蜀漢而來，往陜西、河南而去，經西岳華山、中岳嵩山到東岳泰山而盡；南龍是長江以南眾山的大勢走向，從岷江、岷山出發，經過南岳衡山，分散為湖南、福建、廣東，以及浙江、江蘇的眾山。鑒于該書的很多篇章（包括此處的《總論中國之山》和《中國三大干龍總覽之圖》），與前述《山海輿地全圖》一樣，均被收入王圻的類書《三才圖會》地理編之中，而后者作為明代最為著名的圖文類書，于明萬歷三十七年（1609）出版后，一時風行海內外，洛陽為之紙貴；對于17—18世紀的朝鮮來說，該書是不難獲得的資源。

圖 38ˉ《中國三大干龍總覽之圖》圖形分析：從昆侖出發的三大干龍走向

對本文而言，上述信息中最重要的兩條：第一，五岳盡在三大干龍之中；第二，從西北（昆侖）到東北（遼海），是北龍的走向。但是，《地理人子須知》中的風水理論，持“三干之龍，中干為最尊，次北干，又次南干”的看法；既然最尊貴的是中干之龍，故徐氏兄弟仍將明朝興起的國運，放在“中龍”的脈絡之上（“中干之旺氣乃萃于四州鳳陽，我皇朝熙祖、仁祖二陵在焉”[59]）。“北龍”雖然提及，但并不占據特殊的地位。同時代另一位地理學家王士性（1547—1599）另立新說，將《地理人子須知》的“干龍”學說，進一步發展成一種動態的歷史哲學。在后者看來，龍脈并非始終如一，而是存在著從中往北再往南的動態轉移，即從“中龍”轉向“北龍”再轉向“南龍”；從而，中國歷史從三皇五帝、周秦漢唐（所謂“中龍先發”），經匈奴、突厥和遼金元的入主中原（“北龍次之”），到宋朝的南渡和明太祖的中興（“南龍王方始”）的演變，其背后則是“天運循環，地脈移動，彼此乘除之理”的風水運程和規律。[60]這種理論顯然旨在為“南龍”張目，以證明明朝統治的合法性。但是，頗為吊詭地，它卻為后世新的“北龍”學說的再生，以及歷史哲學的再一次改弦更張，提供了理論基礎。

康熙四十八年（1709），康熙皇帝“發表”了一篇宏論，對于發生在中國的天命轉移背后的風水原理，做出了破天荒的新闡釋：

泰山山脈自長白山來

古今論九州山脈，但言華山為虎，泰山為龍，地理家亦僅云泰山特起東方，張左右翼為障，總未根究泰山之龍于何處發脈。朕細考形勢，深究地絡，遣人航海測量，知泰山實發龍于長白山也。長白綿亙烏喇之南，山之四圍百泉奔注，為松花、鴨綠、土門三大江之源。其南麓分為二干，一干……東至鴨綠，西至通加，大抵高麗諸山，皆其支裔也。其一干自西而北，至納祿、窩集，復分二支：北支至盛京，為天柱、隆業山，折西為醫巫閭山；西支入興京門，為開運山，蜿蜒而南，磅礴起頓，巒嶺重疊，至金州旅順口之鐵山，而龍脊時伏時現海中，皇成、黿磯諸島，皆其發露處也。接而為山東登州之福山、丹崖山，海中伏龍于是乎陸起，西南行八百余里，結而為泰山，穹崇盤屈，為五岳首。此論雖古人所未及，而形理有確然可據者。或以界海為疑，夫山勢聯屬而喻之曰龍，以其形氣無不到也。班固曰：形與氣為首尾。今風水家有過峽，有界水，渤海者，泰山之大過峽耳。宋魏校《地理說》曰：傅乎江，放乎海。則長白山之龍，放海而為泰山也固宜。且以泰山體位證之，面西北而背東南，若云自函谷而盡泰山，豈有龍從西來而面反西向乎，是又理之明白易曉者也[61]。

康熙宏論的目的無疑也在論證滿族入主中原的歷史合法性，本質上與論證明朝合法性的風水理論并無二致。但其“理論創新”之處在于，他一方面虛化了傳統風水理論中的“昆侖”中心論，另一方面則凸顯了新的“長白山”中心論。泰山在中國傳統政治學說中有著重要意義，它不僅是五岳之一，更是五岳之首，是歷代帝王封禪并取得天命的場所。康熙建構的“泰山山脈自長白山來”的“長白山”中心論，也意味著將所有的中原正統論及其背后的風水學說一掃而空，確立了以圣山崇拜為基礎的北方的神圣性，為清朝南下進入并統治中原，提供了貌似天經地義的理由。

事實上，這種新風水理論是康熙朝一系列政治操作與實踐的合乎邏輯的終點。康熙十六年(1677)，康熙派人前往長白山拜謁，諭曰：“長白山發祥重地，奇跡甚多，山靈宜加封號，永著祀典，以昭國家茂膺神貺之意。”翌年，康熙冊封長白山為“長白山之神”，并定其與中原五岳同等的祀典規格，以及每年春秋兩次的常例致祭、慶典臨時告祭的祭祀制度[62]，將其地位由金代的“王”和“帝”，提高到至高無上的“神”，促使長白山逐漸從一座地方性名山，演化成一座為中原龍脈提供合法性的“圣山”。

有意思的是，清朝皇帝對于長白山“圣山”形象的建構，隨即也在長白山以南的朝鮮王朝那里引發了同樣的“造圣”運動。根據李花子的研究，本來在李朝朝鮮之初，“長白山”（朝鮮稱為“白頭山”）被視為域外之山，朝鮮君臣更愿意將其當作一座“胡地”之山，屬于女真“野人部落”的山。當時朝鮮王朝崇奉的四岳分別是東岳三角山、南岳智異山、西岳松岳山和北岳鼻白山，根本就沒有“白頭山”。到康熙五十一年（1712）穆克登勘邊、中朝定界，“長白山”成為中朝的界山之后，因為它的一部分成為朝鮮之山，它才開始映入朝鮮人的眼簾，此后的朝鮮地圖開始清晰標出鴨綠江、圖們江和長白山天池。只有到了朝鮮英祖時期（1724—1776年），才開始長白山國家祀典化的階段。經過英祖三十七年（1760）和四十三年（1766）兩次御前論辯，朝鮮確定了以長白山取代鼻白山成為北岳，并施以望祀之禮的制度。“這樣一來，長白山作為興王肇基之所，在清朝和朝鮮都得到了尊崇，清朝是在五岳之外祭祀‘長白山之神’，祀典如五岳；朝鮮則定長白山為四岳之一的北岳”。[63]

李花子等學者正確地指出了在崇奉長白山問題上，清朝與朝鮮之間的連帶關系，但似乎并未給出這種連帶關系的內在理由。在筆者看來，其間的關鍵因素仍在于我們前述的新風水理論，即康熙宏論中所說，從長白山南麓出發，發出了兩條干龍，一條“東至鴨綠，西至通加，大抵高麗諸山，皆其支裔也”；另一條通向清朝的龍興之地，再渡海到達泰山。換句話說，朝鮮與清朝其實共享著同一條發源于長白山的龍脈，可謂真正的長白山“命運共同體”。進一步講，朝鮮同樣是清朝正朔的奉系者，也是它的受益者。這一點，與人們長期以來形成的朝鮮始終奉明為正朔的傳統觀念，似乎十分不同。

然而，這種關系的另一面正是奉明為正朔的思想意識。這在英祖朝應該說表現得更加充分。肅宗三十年（1704），在明亡整整一個甲子的時候，朝鮮在宮中建成大報壇，為了報答明神宗在朝鮮遭受日本豐臣秀吉侵略之際毅然出兵援救、“再造邦國”之恩。在英祖二十五年（1748）之前，大報壇一直“獨祀神宗”；到了這一年，在英祖的力主之下，經過幾次討論，終于導致在大報壇將神宗、崇禎與明太祖“三皇并祀”的局面。正如孫衛國所言，“其崇祀對象由一帝而成三帝，雖然報恩之意仍在，但更主要的在于表明朝鮮與整個明朝的關系，而并非只是局限于報恩”，“這樣大報壇就不只是三位皇帝的祭壇，而是代表整個明朝，是朝鮮強化正統的重要場所”。[64]這同時意味著朝鮮已成為明朝正朔的完整繼承者。由英祖一人而完成的上述事業，看上去十分矛盾，卻是朝鮮左右逢源的全身之道：一方面通過大報壇表達尊周思明的情感和皇明香火盡在于斯的正統意識；另一方面又借助于與清朝共同的“圣山”，以分享統治的合法性，以及朝鮮山川作為“北龍”之一的自豪感。

這種矛盾意識同樣體現在《天下圖》中。為什么地圖上除了昆侖山和五岳，在東北方位朝鮮的上方，還有一個“肅慎國”和一座“龜山”？

“肅慎國”的文獻出處有二。

第一，《山海經·大荒北經》：“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不咸。有肅慎氏之國。”

第二，《山海經·海外西經》：“肅慎之國在白民北。有樹名曰雄常，先入伐帝，于此取之。”

考此處“肅慎國”，其所處位置在中央大陸，應在“海內”，故與兩處文字所及之“大荒”和“海外西”均不合。但“肅慎”是歷史民族的名稱。《竹書紀年·五帝紀》記：“息慎氏來朝，貢弓矢。”《左傳》魯昭公九年載，周天子在列舉其疆土四至時稱：“肅慎、燕、亳，吾北土也。”《國語·魯語下》則記“肅慎氏貢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也，以示后人，使永監焉，故銘其楛曰‘肅慎氏之貢矢’”[65]，說明肅慎人是一個擅長弓矢的民族。《山海經》提到的“肅慎氏之國”，旁邊“有山名曰不咸”，二者亦與《晉書·四夷傳》所記“肅慎氏，一名挹婁，在不咸山北”相合。今天多數學者認為“不咸山”即今長白山，而“肅慎國”作為東北最早被記錄的歷史民族，即為女真和今滿族人的前身。[66]

而“龜山”則出自《山海經·海內北經》：“海內西北陬以東者。蛇巫之山，上有人操柸而東向立。一曰龜山。”

這里的“龜山”除了所處的地理位置在“海內北”（或“海內西北陬以東者”），與其所在地圖的位置相合之外，并沒有太多的信息；也不清楚這個“龜山”與“蛇巫之山”有什么關系。

有意思的是，在同屬《山海經·海內北經》的經文中，恰好記載有“蓋國在燕南，倭北。倭屬燕。朝鮮在列陽東，海北山南。列陽屬燕。列姑射在海河州中”。這暗示此處的“龜山”應與東方的“朝鮮”不太遠。經文中還提到“朝鮮”在“海北山南”，盡管沒有提是哪座山的南面，但從《天下圖》看，朝鮮的位置恰在“龜山”之南，是千真萬確的。

綜合以上信息及相關討論，筆者傾向于得出如下結論。

第一，在《天下圖》作者的心目中，位于“朝鮮”和“肅慎國”之間的“龜山”，是北方的一座重要的、與二者皆有淵源的山。

第二，此處的“肅慎國”，其信息不應該按照《大荒經》或《海外經》中的神話模式，而應該按照《左傳》《國語》和《晉書》中的歷史模式來理解；它的實際位置就在它該出現的地方。既然肅慎旁邊的山叫“不咸”，那么“不咸”與“龜山”就應該是同一座山——長白山。

第三，中國部分一共出現了七座山，其中的五座即五岳（內五岳），如果第六座山真如我們所論證的是長白山，那么，第七座山也絕不可能是一座平凡的山。那么，為什么出現在南方的第七座山是“天臺山”呢？

第四，如果七座山的出現不是偶然的，那么它們的排列也不會是偶然的。按照《中國三大干龍總覽之圖》，從昆侖向中國出發的山脈分成北、中、南三大干龍，若把《天下圖》中的七座山按同樣的方式連接一下，我們得到的其實是一幅簡化的《中國三大干龍總覽之圖》——其中連接恒山和龜山（長白山）的是北龍；連接華山、嵩山和泰山的是中龍；連接衡山和“天臺山”的就是南龍。[67]

第五，再把它與前圖的細節做一比對，即可恍然大悟：正如“龜山”對應著“朝鮮”和“女真”之上、鴨綠江之側的那座無名之山（參見圖38，其實質即“長白山”），“天臺山”對應著的其實是靠近南龍盡頭的那座“天目山”——因為籍籍無名的“天目山”對于朝鮮觀眾的意義，顯然不如已在朝鮮本土開宗立派的佛教“天臺宗”，也就成為它被后者所在之山置換的可能性。聯系到整幅《天下圖》，那么，我們可以說，至少它的意蘊之一，與朝鮮以自己的方式重新闡釋北龍的意圖有關。

有了以上風水學說的討論和鋪墊，我們最后再回頭來處理本文和本節開頭都曾經討論的那件八卦形《天下圖》:上面的墨書題款究竟隱藏著什么奧秘？為什么風水中的“龍亥”（龍脈）和八卦的位置“干亥”，都重疊在西北“昆侖”之位上？為什么所求的人才與運勢，在“丁”尤其在“艮”（即“朝鮮”）的方位上？為什么可能破壞運勢的位置，在“巳”和“丙”位（基本上都指“安南”）？

我們無法確定，這次明顯結合《天下圖》而測的風水運程究竟發生在什么時候，也無法確知所測的程序和事項究竟為何，但我們確實擁有幾個信息——如果我們的推測不錯——即這個故事可能涉及四個主角：八卦形《天下圖》的中心位置“嵩山”——這個位置顯然指“中國”（實際上是“清朝”）；“艮”位所指的“朝鮮”（可能也包括“龜山”，即長白山）；“巳”和“丙”位所在的“安南”；以及“龍亥”“干亥”所在的“昆侖”。

以下簡略的分析僅僅是出自本文作者的推斷——但故事的情節、主角和背景完全是真實的。

這四個主角同時在場，而且符合上述位置與評價的機緣，極有可能是在1790年的承德避暑山莊。那一年乾隆皇帝八十大壽，也是他登基以來統治天下的第五十五個年頭；那時他的威望和權力都達到了極致，“統御中外，萬國輸誠，是以荒服炎徼，莫不傾心向化，效悃來庭”，文治武功都超邁前代。慶典從承德避暑山莊開始，中經圓明園，最后在北京的紫禁城落幕，長達數十天。參加慶典的除了清朝的滿漢文武百官、蒙古王公，還有安南、朝鮮、琉球、南掌、緬甸，以及四川與甘肅土司、臺灣生番、哈薩克等使團，萬方輻輳，盛況空前。在盛典的過程中，曾經發生了這么一件事：

這一年舊歷七月十六日，朝鮮人徐浩修（1736—1799）作為副使，隨朝鮮使團渡過大凌河，經朝陽、建昌、楊樹溝、平泉、鳳凰嶺、紅石嶺，風塵仆仆地趕到承德，祝賀乾隆皇帝八十壽辰。在避暑山莊，他們與同樣來賀壽的安南國使團不期而遇。這次，安南國使團由新國王阮光平親自率領，不僅規格高而且人數多，受到乾隆皇帝特別隆重和熱情的歡迎。不過，在朝鮮使者眼中，這次的安南國使團有一些異樣，因為通常來朝覲的安南使者，服飾與清朝不同，卻與朝鮮大體相同，“束發垂后，戴烏紗帽，被闊袖紅袍，拖飾金玳瑁帶，穿黑皮靴”。但稍后徐浩修卻發現，這一次來的安南君臣居然在一個最為隆重的場合，改穿了滿族服裝。一直堅持大明衣冠就是文化正統的朝鮮士人很詫異，便找了機會故意問道：“貴國冠服本與滿洲同乎？”回答說：“皇上嘉我寡君親朝，特賜車服，且及于陪臣等然。又奉上諭，在京參朝祭用本服，歸國返本服……”[68]

朝鮮、安南、琉球等國本來都是以明朝為中心的朝貢體制的成員，長期以來一直奉明朝為正朔。1636年朝鮮被迫與清朝簽訂城下之盟，同意“去明國之年號，絕明國之交往”，改奉清朝之正朔；但實際上并不真正實行。明清易代之后，盡管朝鮮官方文書使用清朝正朔，但私下始終使用崇禎年號。英祖在大報壇中建成三皇并祀之后更是如此，自覺已成為明朝香火和文化的繼承者；而明代的冠冕衣裳，便成為這種文化認同和文化優越感的雙重標志。安南國王阮光平則因為新近獲得權力，渴望獲得清朝的冊封和肯定，所以主動提出要改換清朝衣冠，以博取乾隆的歡心。這就是朝鮮使節在看到安南國王改服易色之后，大為吃驚的原因；但是另一方面，清朝的強大和文化乃至科技的發達，又迫使朝鮮不得不采取現實主義的態度，以燕行使的身份每年兩次驅策于中朝兩地，朝鮮早已習慣和適應了新的朝貢體系，并從這一體制中獲得好處和利益。這種極為矛盾的心理，長期以來也一直讓朝鮮處于某種矛盾的狀態——《天下圖》上一方面鐫刻康熙年號，另一方面又保留明代兩京十三省的區劃即是如此。

八卦形《天下圖》上墨書文字透露出來的四方格局，實際上正是朝鮮的真正寫照。一方面，“昆侖”代表著朝鮮尊周思明的文化理想，是傳統中華文化價值的核心；另一方面，“中國”代表著現實中作為武力、威權和利益中心的“清朝”。朝鮮自己的立場，實際上也由地圖上“朝鮮”和“安南”這兩個位置（“丁艮得丙破”）所代表。是像往常一樣實行不切實際的文化理想主義，還是遵奉趨炎附勢的現實主義和事大主義？尤其是，八卦顯示，對獲得人才或運程至關重要的“艮”位，正好與朝鮮背后的“龜山”，以及所隱藏的“長白山”風水中心論重疊在一起，更是惹人深思，讓人難以取舍，欲罷不能。

尾聲：詩人的眼光

讓我們再次回到本文開頭引用的三例李朝文人的文獻。

第一例文獻提到，生活于1577—1641年間的金坽“嘗自作《天下圖》”并因此而使自己“胸襟覺恢廓”。既然前文已把《天下圖》出現的絕對年代，確定在1614年（即《三才圖會》引入朝鮮）之后，那么我們可以把《天下圖》開闊“胸襟”的作用，看作是早期《天下圖》的功能之一。尤其是，當我們將這種“胸襟”與當時朝鮮文人實際境遇之“隔世”相結合的時候，這種功能更加明顯。

第二例文獻中李明漢的詩極為形象地強化了他自己所處的“彈丸國”與他所知道的宇宙“天衢”和“八區”之恢宏（“既未能鞭雷御風歷天衢，又未能鼓枻乘桴環八區”）之間的巨大反差和矛盾，以至于他所采取的方式，只能借助于強烈的激情（“以此發憤欲狂呼”），對于這個宇宙進行想象性的占有（“赤腳蹴踏天下圖”）。鑒于他自己去世之際（1645）明清易代（1644）才剛剛發生，故作為著名的“反清派”大臣，此處他所謂的“上帝”（“早晚持節覲上帝”），只能指朝鮮的宗主國明朝的崇禎皇帝。此時，朝鮮文人尚與中國共享同樣的文化意識形態，故詩人此時的眼光和情懷盡管仍屬于典型的朝鮮式，但其中并無明確的政治意識；這里的“天下”，所對應的依然是金坽所謂的“胸襟”，最多是后者的一個放大版。

到了第三例文獻中的詩人李沃的時代，他成長和生活于明清易代之后的新世界，歷經孝宗（1649—1659年在位）、顯宗（1659—1674年在位）和肅宗（1674—1720年在位）三朝，恰好經歷了朝鮮王朝在對清問題上重大的政策轉向，即從孝宗意欲策劃反清復明的實質性“北伐”，轉向肅宗于明亡一甲子之后（1704）建成大報壇，強化朝鮮王朝與已亡之大明在精神性上的聯系。李沃的詩句首聯從一開始即借“漢帝指輿圖”（喻指《天下圖》）重新掛在“吾王玉座輿”的情節，強調了這一“精神”的轉向。這里的“天下”，已不再局限于文人士大夫的抱負與“胸襟”，而是與真正的“天下”——帝王眼中的疆域或江山——交織在一起。從年代和詩句來看，這里的“天下圖”應與現存最早的八卦形《天下圖》近似，盡管不一定有八卦形的外框。詩中還寫道，這幅《天下圖》在天上有二十八宿分野、在地上有九州或十二國分布（頷聯“鎮望星羅天有野，封疆繡錯地分區”），這樣就更加為上述“精神”的轉移，增加了“天命”的必然性。接下來的頸聯極言“夷夏大防”的春秋大義，把創立華夏文明的“神禹”，與長城外的匈奴“服于”（即“單于”，為王莽時的另稱——筆者按）對立起來，從而為尾聯的最后點題做了鋪墊：“莫道腥塵中土污，東周今日在箕都。”這里的“東周”并非歷史概念的“東周”，而是詩人在想象中，將作為周武王時代的“箕子”和大明旗號雙重繼承者的朝鮮，與偏于“東國”一隅的朝鮮相融合的結果——意為“中土”已然淪陷，但文明的“天下”（“周”）并未淪喪，它在，而且就是現在東方的朝鮮。

正是在這層意義上，借助于詩人的上述眼光，我們來闡釋《天下圖》中的最后一個細節：中央大陸昆侖山南部中國之外的地方有一座叫“三天子章山”的山（圖39）。中央大陸除昆侖外一共有八座山，前文已經對其中位于中國的七座（五岳，加“龜山”和“天臺山”）做了充分的討論，視它們為從昆侖山發源的“三大干龍”的不同表現；那么，第八座山有沒有類似的含義？

圖 39ˉ《天下總圖》局部：洋水、黑水、赤水、三天子章山

《山海經·海內南經》說“三天子鄣山在閩西海北。一曰在海中”。另外，《海內東經》還有“三天子都”“天子鄣”的說法，這些表述除了表示地名之外，似乎沒有任何實質含義[69]，只有其地望是在“海內”與《天下圖》合。至于《山海經》，它對于“昆侖”的描述比比皆是，遍及“海內”“海外”和“大荒”諸經，但與《天下圖》最接近的，無疑是出于《海內西經》的那段。[70]其中的“昆侖”不但位于海內，而且附近的“赤水”“河水”“洋水”和“黑水”諸河，均與《天下圖》合，但《海內西經》中無一處提到“三天子鄣山”，故從表面上看，“三天子鄣山”與“昆侖”之間不存在任何關系，它們在《天下圖》中的現狀，似乎純屬偶然。

正是李沃的詩篇讓筆者意識到，關于二者的聯系，也許存在著不同于《山海經》的文本來源。如果“東周今日在箕都”是真的，這豈不意味著，“吾王”同時擁有了“周王”的身份？而“周王”中，確實有一位（至少在文獻中）曾經到達過“昆侖”，那就是《穆天子傳》中的“周穆王”。約成書于戰國年間的《穆天子傳》，是一部記載周穆王（西周的第五代天子）率領七萃之士，駕八匹駿馬從宗周（洛陽）出發西巡天下的故事，最遠與西王母會于瑤池。有意思的是，我們會發現，原先以為僅僅來自《山海經》的描述，實際上都是“穆天子”的行跡所至：大致須先“宿昆侖之阿，赤水之陽”，然后經過“洋水”和“黑水”，最后到達西王母之邦。[71]如果我們的推斷不錯（《天下圖》的作者在此引用的其實是《穆天子傳》中的情節），那么，位于“赤水”與“黑水”之間的“三天子鄣山”的意義就有了著落：它即一座指示著“穆天子”行跡的山，一座銘刻周穆王或者其他“天子們”豐功偉績的紀念碑。而從宗周到西王母之邦的旅途，在《天下圖》作者——至少詩人李沃們——的視野中，就幻化為一次從東方的“箕都”到西方的“昆侖”的想象性神游。

到了朝鮮借助于八卦形《天下圖》進行堪輿博運的時代，也就是乾隆五十五年（1790），投向《天下圖》的眼光又增添了新的內容。一個最大的變化是，隨著朝鮮參與了清朝對于長白山造“圣”運動以來，清朝的長白山（地圖上的“龜山”）愈益被解讀為朝鮮的“白頭山”。與人們通常的想象非常不同，“長白山”和“白頭山”盡管在物理上是一座山，但在中國人和朝鮮人的觀念和心理中，它們曾經是截然不同的兩座山。例如在明代羅洪先《廣輿圖》（約1541）的《朔漠圖》中，便將靠近平壤，作為松花江、混同江和寒龍江以及一條南流江之源頭的山中大淵，與更靠北的“長白山”做了區別（圖40）。這一點，利瑪竇的《坤輿萬國全圖》也沒有不同，他也同樣將作為鴨綠江和一條東向入海的江（疑為圖們江）的源頭的一座大山（未標出名字），與另一座居北的“長白山”做了區分（圖41）。明顯將兩座山分別畫出并冠以兩個不同名字的是朝鮮人金壽弘（1602—1681），在他所繪的《天下古今大總便覽圖》（圖42）中，“長白山”位于上方，成為松花江、混同江的源頭，而另一座“白頭山”則是“鴨綠江”和“豆滿江”（圖們江）的源頭。金壽弘的地圖中還可以看到，在兩座山之間寫有“古肅慎”“女真”字樣，說明上面的“長白山”與這兩個歷史民族更為相關。把同一座山看成兩座山，在明代中國，恐為該地當時實際控制于女真人之手，故在地理信息上不甚精確所致；至于朝鮮人，應與前述朝鮮長期以來視該山為“胡地”之山的觀念有關——后者要在1766年，隨著英祖將此山拔高為“北岳”之后，才會徹底改觀。將一座山一分為二，反映了當事人心理上對此的疏遠和不在乎。

圖 40ˉ 朔漠圖（長白山與白頭山局部）ˉ 羅洪先 ˉ 約 1541年 ˉ 出自《廣輿圖》

圖 41ˉ《坤輿萬國全圖》局部：長白山與白頭山

圖 42 ˉ 天下古今大總便覽圖（摹本局部：長白山與白頭山）ˉ 彩繪本ˉ110c m×77.5c mˉ 金 壽 弘 ˉ1666年 ˉ 李燦藏品

但1790年的情況已完全不同。在《天下圖》使用者眼里，此處“龜山”的含義應該早已不是原先意義上的“龜山”，也不僅僅是清朝的“長白山”，而是朝鮮人自己的“圣山”——龍脈所在的“白頭山”。例如同時代一套出自同一畫家之手的《輿地圖冊》，其《中國地圖》（圖43）中，朝鮮上方畫出了唯一的一座“白頭山”；沒有人會懷疑，這座“白頭山”與同圖冊《天下圖》中的“龜山”（圖44）是同一座山。

圖 43ˉ 中國地圖（朝鮮國與白頭山局部 )ˉ18 世紀 ˉ 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藏

圖 44ˉ 天下圖 ( 朝鮮國與龜山局部 )ˉ18 世紀 ˉ 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藏

作者；李軍，中央美術學院人文藝術學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