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兵|文

來源|RAY睿

西來十二宮：流行中國的占卜新風尚

黃道是指地球上的人觀察太陽于一年內在恒星間所走的視路徑。黃道兩側各八度以內的部分稱為黃道帶，共寬十六度。古巴比倫人將黃道帶均分為十二部分，稱為黃道十二宮（zodiac）。公元前7世紀，巴比倫迦勒底王朝時代，黃道十二宮與占星術緊密結合，以行星在十二宮的位置關系推定吉兇的迦勒底星占學確立。

黃道十二宮和占星術后來傳到希臘，由希臘傳入印度、中亞。一般認為，公元6世紀左右黃道十二宮和這套占星術又隨佛教傳入中國。其實，更早時候十二宮知識可能已經零星傳到中國，比如王煜先生就發現沿海地區三國兩晉時期的“神獸鏡”中已經可見十二宮圖像的影子，浙江出土的三國吳四葉飛天對鳳鏡有疑似白羊宮和巨蟹宮的圖像，1978年廣西貴港工農師范廣場M3號發掘坑出土變形四葉瑞獸對鳳紋銅鏡也有相似的巨蟹宮和寶瓶宮圖像，與其他星宿圖放在一起。

浙江出土的三國吳四葉飛天對鳳鏡（注意半圓形中螃蟹和羊角）

廣西貴港出土的變形四葉瑞獸對鳳紋銅鏡（注意半圓形中螃蟹和寶瓶）

十二宮傳入后在民間最大的作用是用于星命推算，即以出生日時十一曜所在之宮推人祿命。敦煌文書P.4071開寶七年《康遵批命課》就是一則批算星命的神課，其中十二宮與二十八宿共同運用于星命推算之中。

文章憎命達，許多事情想不通時，古代文人總喜歡從命運的角度去理解，一則給他們不滿的現狀一個“說法”，二則也是聊以自慰的一種心理療法。命運在唐宋時期不是一個泛泛而發的感嘆，它與當時流行的星命術關系密切。

敦煌文書P.4071以十二宮算星命的《康遵批命課》（開寶七年）

據說，宋真宗處治了一個擅語宮禁的占星術士，從那里抄出許多朝臣求他推算星命的課狀，真宗認為這是朝臣結交術士，大怒，要嚴查治罪，宰相王旦仔細審查后認為那些不過是推測個人禍福窮通的算命文字，與朝政無關，并說自己年輕時也曾請星工“推步生日星辰”，算過星命，并將保存的課狀呈上。經過這番解釋，真宗怒息，避免了一場大獄（江少虞輯《事實類苑》）。這種“課狀”，估計就和《康遵批命課》差不多。人對未來總是存有一定的焦慮，算命占卜才會有市場，希望通過星命把握未知的命運，這是人之常情，不僅眾人趨之若鶩，成為當時一種流行風尚，賢明如王旦也未能免俗。

星命術在中國：給百姓以占卜的權利

星命是名副其實的舶來品。占星術分為軍國星占（judicial astrology）和生辰星占（horoscope astrology）。簡單地講，前者是通過天象預測軍國大事，后者是以出生時日月五星所在位置判定個人的禍福窮通，“二十八宿緯五星，上系天時下人事”，即所謂此種星命術。

中國傳統的占星術都是前者——軍國星占。《左傳》：“丙之晨，龍尾伏辰……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卜偃以所舉這些星象占卜晉師滅虢，星象預示國家軍國大事，與普通人無關。

普通人能夠高攀上天上星宿是生辰星占的“恩賜”。生辰星占源自古巴比倫，后傳入希臘、埃及、印度，中古時期隨著中西交往通商、佛教東漸，生辰星占從印度、西亞傳入中國。西方傳入的這種星命術，操作上

有幾個要點：

首先是定宮位，出生時位于東方地平線下卯位上升星座為第一宮命宮，逆時針確立十二宮位，依次為第二財物宮、第三兄弟宮、第四田宅宮、第五男女宮、第六奴仆宮、第七妻妾宮、第八病厄宮、第九遷移宮、第十官祿宮、第十一福德宮、第十二相貌宮，十二宮對應人生的十二個方面。

其次，看七曜（日月五星）所在宮位的情況判定人各方面的情況，后來又有九曜（七曜加上羅睺、計都）、十一曜（九曜加月孛、紫氣）。羅、計、月、紫稱為“四馀”，不是實在的星宿，稱為“暗曜”。羅、計和日、月食有關，月孛、紫氣究竟指什么，天文史家還有爭議。一般來講，木星、太陽屬吉星，火、土、羅、計、孛都屬災星。若眾多星曜聚于同一宮中，或位于正對的宮位（星占術語叫“對照”），都被認為對命主影響很大。術士有口訣，好的如“金騎人馬”“水居雙女”，不好的如“木打寶瓶”“火燒牛角”等等。

第三，結合流年中七曜在各宮的情況推此年吉兇。比如前引《康遵批命課》：某人出生時，正好天蝎宮位于東方地平線下，此人就以天蝎宮為命宮，經術士推算，二十三到二十六歲土星出現在天蝎宮，那么占星術認為此人就有疾病災患。這實際要求對七曜運行有所推定了解，需要相當的數理天文學的知識，最早的精密科學可能由此產生。

杜牧《自撰墓志銘》：“予生于角，星昴、畢于角為第八宮，曰病厄宮，亦曰八殺宮，土星在焉，火星繼木。”這句話是說，他的星命以角宿所在天秤宮為第一宮命宮，據此以推，昴、畢二宿所在金牛宮為第八病厄宮，火、土災星會聚于此。這就是用巴比倫星宮算命法給自己算命，不過是將黃道十二宮換算成二十八宿。遼國耶律純撰有《星命總括》，據稱得自高麗國師。西夏也有星命書籍，俄藏黑水城文獻有一部西夏文的《謹算》，就是講星宮算命，其中舉例繪出梁簽判星宮圖。總之，這一套星命知識自唐以降，是整個東亞世界共享的。

黑水城No.5722西夏文十二宮星命文獻《謹算》

唐宋之際占卜術何以流行？

漢末王充在《論衡》中說：“天施氣而眾星布精，天所施氣而眾星之氣在其中矣，人稟氣而生，含氣而長，得貴則貴，得賤則賤，貴或秩有高下，富或貲有多少，皆星位尊卑小大之所授也。”其中已含有星宿位置決定人之禍福窮通的意思，不知是否受到西方生辰星占的影響。我覺得王充這段話是指以二十八宿配于每日之下，以每日所配的星宿定人之禍福，秦簡《日書》中就有“亢，祠、為門、行，吉。可入貨。生子，必有爵”，因為每日之下所搭配的二十八宿并不是實測天象的結果，而是機械排定，循環往復以紀日的，所以還不是嚴格意義上的生辰星占。如前列三國四葉飛天對鳳銅鏡提供的線索，也不能否定星命術在唐以前曾零星地傳入中國，只是當時未能流行，其流行是晚唐以后的事，一直延續到宋元，明代以后漸漸式微。

星命術在唐宋之際的流行可以從當時社會轉型的角度來解讀，中唐以前的門閥士族社會，人的貴賤是由身份決定的，人生的命運雖有起伏，但大的運數已定，沒有多少回旋的馀地。劉裕奪取皇位，貴為天子，但身份不能改變，仍是庶族，還要折節與士族聯姻。中唐以后，門閥士族社會解體，身份的界限被打破，不再是貴者恒貴，賤者恒賤，社會結構的垂直流動增加；宋代的科舉制度更使一般讀書人有了“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憧憬；宋代不立田制，“千年田無百年主”，土地買賣頻繁，就是一般人也可以有成為田主富翁的幻想。對唐宋之際的人來說，未來不再是由身份決定而一成不變，人們普遍相信他們的未來會和現狀很不一樣，對將來既有憧憬又有焦慮，在這種背景下人們對預言個人命運的星命術有了很高的熱情。從這個意義上講，星命術在唐宋之際為大眾接受而流行，是從社會文化心理的角度反映了唐宋變革的一些側面。

“歲星主福德，官爵奉董秦”（《月蝕詩》），盧仝這首詩是發牢騷，說某些人沒什么本事，可能只是命中木星位置好，所以能無功而致高位、享厚祿。按星命術的說法，木星是吉星，而土星、火星則為災星惡曜。星命在預知未來的同時，也成了人們解釋現實、安排生活的一種思維取向。

周必大在給朋友的信中說：“某今年五月四日火星入限，與當生月孛相值，對照命宮，往來留逆，歲莫乃退，每以為懼；是日，遂覺感冒，畏風伏枕，何其神也！”（《與曾無愧》）他連一次傷風感冒都把原因追溯到火星對照上，這段文字依字面理解就是：火星入命宮相對的第七宮，稱為“對照命宮”，又稱為“沖”，這是對命主影響很大的一種星位；而且此宮還發生火星特有的逆行現象，停留于此不去，即所謂“逆留”，后果更嚴重，所以周必大一直擔憂。有意思的是，這時候他果真病倒了。我看這大概是心理暗示的結果，許多星命的“神準”，多半可以用這種方法來解釋。

范成大有一首詩《占星者謂命宮月孛，獨行無害，但去年復照作災，今年正月一日已出，而歲星作福，戲書二絕》，意思是講命宮中原來只有單一星曜月孛，雖為兇星而無害。去年月孛又運行到命宮，即所謂“照”，星命認為有災；今年月孛行出命宮，而木星運行到有利位置，帶來福運，所以值得慶賀，詩中所謂“久住靈斿今日過，歷翁歡喜勸椒杯”，“暗曜加臨有救神，煌煌福德自天仁”。靈斿、暗曜皆指月孛，救神指木星，歷翁指占星術士。災星去，吉星來，歡慶溢于言表，雖然以“戲書”來遮掩，顯得好像對此漫不經心的樣子，但仍無法掩飾對此道的熱衷。

星命是生活安排的一種指導，和人們的生活密切相關。這類知識從皇帝、士大夫到老百姓都是共享的，甚至王朝政治也有星命的影子。宋高宗知道一些星命術，每逢臣僚“有負圣恩”時，他總是自我解嘲地認為是自己星命中奴仆宮位置不好，所以后人有詩嘲諷此事：“堅壁長城慕勇功，中興想望野人同。醫身醫國皆司命，星陷無如奴仆宮。”（吳焯《南宋集事詩》）高宗認為他身邊的人秦檜是國之司命，王繼先是朕之司命，任此二奸為司命，難怪別人拿他自己的話諷刺他“奴仆宮陷”。

相比之下，宋太宗的奴仆宮似乎就好得多，“太宗即位，木在奎，居兗州地分，奎為天奴仆宮，故當時執馭者皆驟居富貴，豈偶然乎”（《丁晉公談錄》），這段文字疑有脫文。奎為二十八宿之一，作為第六宮的奴仆宮要和具體的出生時日對應，不可能固定在某一宮或某一宿。疑“奎為天”后脫一“子”，應當是“奎為天子奴仆宮”，可能太宗星命的奴仆宮是奎宿，即位那年福星木星在奎，所以近幸之臣都得了節鉞富貴。這樣，這段文字才講得通。

王位繼承人的選擇也與星命相關，宋理宗之所以被立為王儲，原因據說就是史彌遠找術士推算其星命，顯示有帝王之命。在西方，羅馬帝國的皇帝其實早已將星命作為政治斗爭的道具，羅馬第一任皇帝奧古斯都把自己的算命天宮圖公布，借以昭示天下，他榮登帝位乃天命所歸，任何反抗都是徒勞。塞維魯在皇位爭奪中獲勝，他下令將自己的的算命天宮圖繪于皇宮頂上，借以告誡政敵不要覬覦大位，他當上皇帝早已由天命決定。不過所繪的天宮圖又作了“技術處理”，不能過于精細，以免有人利用天宮圖找出皇帝的弱點來謀害他。

同病相憐的摩羯宮文人：韓愈有抱怨，東坡愛自嘲

據說奧古斯都在公布的天宮圖中也作了修改，將命宮由摩羯宮改為天秤宮。摩羯宮似乎是在當時已被占星術認為不是一個太好的星宮。不料，星命術在唐代傳到中國后，不討奧古斯都喜歡的摩羯宮竟與中國文人有了一段緣份，居然有那么多文人和古羅馬皇帝一樣對他們命中的摩羯宮耿耿于懷。

在西方，摩羯宮的形象是羊身魚尾，是古巴比倫羊魚神伊亞，傳到中國后，中國文化中沒有那種羊身魚尾的怪獸，無法找到對應的東西，所以就把摩羯宮描繪為一種龍頭魚尾有翼的怪魚。摩羯宮大致對應中國二十八宿中的斗、牛、女三宿，按現代星命家Parker的講法，摩羯宮的消極面是“迷失在現實世界和想象中的各種阻礙成功的因素中”，“甚至成功的摩羯宮人也有哀訴和抱怨想象中的負擔的傾向”，魚、羊結合的形象暗示摩羯宮的雙重性格，所以是十二宮中性格最復雜的。

約1423年英國《貝德福德時光》中的摩羯座和摩羯座人

對摩羯宮的抱怨，韓愈是較早的一位，他在《三星行》中說：“我生之辰，月宿南斗。牛奮其角，箕張其口。牛不見服箱，斗不挹酒漿。箕獨有神靈，無時停簸揚。無善名以聞，無惡聲以讙。名聲相乘除，得少失有馀。三星各在天，什伍東西陳。嗟汝牛與斗，汝獨不能神。”詩中作者敘述自己出生時恰值月在斗宿，二十八宿中的斗宿正好對應黃道十二宮中的摩羯宮，星命認為月亮所在之宮為身宮，與命宮一樣重要，韓愈就正是以摩羯為身宮。所以，他接著就抱怨身宮在摩羯，時運不濟，牛宿不能帶來高車駟馬，斗宿不能帶來美酒佳釀，唯有箕宿神靈獨顯，使自己備受顛簸流離之苦；平生毀譽，細算起來也是得少失多。詩中雖未明言摩羯宮，但所言斗、牛二宿正好對應摩羯宮，而且推占方法明顯屬于當時從西方傳入的生辰星占。

蘇軾就把自己的星命和韓愈對比一番，發現也與摩羯宮有淵源：“退之詩云：我生之辰，月宿直斗。乃知退之磨蝎為身宮，而仆乃以磨蝎為命，平生多得謗譽，殆是同病也！”又“馬夢得與仆同歲月生，少仆八日，是歲生者，無富貴人，而仆與夢得為窮之冠，即吾二人而觀之，當推夢得為首。”（《東坡志林·命分》）出生時月在摩羯則韓愈以之為身宮，出生時摩羯為上升星座，則蘇軾以之為命宮。據《東坡紀年錄》，蘇軾生于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眉山當地卯時（公元1037年1月8日北京時間6-8點，眉山比北京晚一個時區），天文軟件回推，可以看到蘇軾出生時太陽在摩羯宮，而且正從地平線下升起，蘇軾命宮是摩羯。蘇軾將平生毀譽交加歸于自己命宮屬摩羯宮，與韓愈同病相憐。但接著東坡居士就以他特有的幽默，消解了一般文人身世感嘆的哀怨。他說他與朋友馬夢得同年同月生，那時候生的人命都不好，而他們二人是其中最倒霉的，二人比起來，蘇公調侃居然還有“墊背”，馬夢得比他還倒霉！坡公畢竟是坡公，人生的苦難顛沛經過這么一番戲謔，居然淡定地消解于自嘲之中。

蘇軾出生的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眉山當地卯時實際天象：摩羯座正從地平線下升起，太陽也位于摩羯宮，故摩羯為蘇軾命宮。

清苦一生摩羯命：中國士大夫的摩羯情結

自從韓愈、蘇軾把自己的身世感嘆和摩羯宮聯系起來以后，后世許多文人士大夫就主動去“對號入座”，發現自己原來也屬摩羯宮，于是更生出一番身世同感。

南宋周必大感嘆自己和韓、蘇一樣，“星辰偶同”，皆屬摩羯宮，命中“宜退不宜進”。未見得有蘇公的名氣，而命運波折，卻是命該如此：“亦知磨蝎直身宮，懶訪星官與歷翁。豈有虛名望蘇子，謾令簸惡似韓公。”（《青衣道人羅尚簡論予命宜退不宜進甚契鄙心連日求詩為賦一首》）周必大喜歡讀韓愈《三星行》，“讀《三星行》，解嘲于南斗”（《回彭知縣賀生日》），“余屏跡山間，誦昌黎《三星行》。政自多感，亦何有于初度”（《生日賀謝愛山長句》）。他大概認為自己和韓愈一樣，以摩羯為身宮。其實，周必大生于靖康元年七月十五日巳時（公元1126年8月5日），月球在地平線下的寶瓶座，差一點才是摩羯座，他的身宮是寶瓶宮不是摩羯宮。不管是否術士推算的誤差，而周倒也樂于接受自己的摩羯星命，以此感慨解嘲。

稍晚的方大琮也談到自己的摩羯星命：“枯槁馀生，逢春已晩；奇窮薄命，任斗不神。惟磨蝎所蒞之宮，有子卯相刑之說；昌黎值之而掇謗，坡老遇此以招讒。而況晩生，敢攀前哲。”（《與王正字書》）“揆予初度，笑南斗之不神”（《與東湖堂長傅法師書》），看來的確屬于斗宿所在的摩羯宮。方大琮認為，和韓、蘇前賢一樣，掇謗招讒已是命中注定，其中加入子、卯相刑的說法，可以看到這時星命中已混入干支生克一類中國數術。南宋末年牟巘多次講到自己屬摩羯宮：“生磨蝎之宮，人皆憐于奇分”（《回安撫洪尚書啟》），“躔磨蝎之宮，自憐微跡”（《謝福王送生日札》），頗有顧此自憐的感嘆。

文天祥在《贈余月心五首》《贈曾一軒》幾首與星命術士贈答的詩中都提到摩羯宮，所謂“我有斗度限所經”。斗度即斗宿之度，正當摩羯，命中似乎也屬摩羯宮。但文天祥氣度確實迥出眾人，他雖然也對星命感興趣，“吾家祿書成巨編”，但畢竟“未來不必更臆度，我自存我謂之天”，看來是相信自己才是未來的主宰。是否真認為是臆度呢？我看也未必，士大夫究心星命的同時總會加上“戲書”“臆度”一類遮詞，這是為文的狡獪，不愿意別人看透內心的焦慮。

文天祥也是命屬摩羯宮

明代高啟，也將自己的摩羯宮和韓、蘇對比：“余后生晚學，景仰二公于數百載之上，蓋無能為役，而命亦舍磨蝎，又與文忠皆生丙子。”（《贈錢文則序》）他發現不僅自己和韓、蘇一樣為摩羯命，還與蘇軾都是丙子年生人，更屬有緣。高啟是明初提倡師古的詩文大家，崇尚韓、蘇古文，而這種對韓、蘇的摩羯“認同”，可能為這種古文崇尚提供了另一有趣的解讀角度。吳寬有詩《病中讀周益公集以術家謂其身坐磨蝎宮宜退不宜進寬命與公偶同所愧名賢徳望不及遠甚其退尤宜因詩紀之二首》，也是命屬摩羯，其“平生最好蘇學，字法亦酷肖東坡”，不知和摩羯星命有沒有關系？

當然，宋元以降“磨蝎”常見詩文中，“謾灼膏肓驅二豎，懶從磨蝎問三星”（趙汸《次陳先生韻》），“清苦一生磨蝎命，凄涼千古耒陽墳”（尹廷高《挽尹曉山》），未必這些主人皆屬摩羯宮，可能是用典，而且典故使用不見得就那么精切，泛指命運造化弄人，也是可以成立的。既然能成典故，所以不管是否真的屬于摩羯星命，中國士大夫的摩羯情結畢竟凝固于文字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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