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jīng)過一段時間的學習，我們對玄學之風水有了一定的了解，但學習我們都的先系統(tǒng)的了解來龍去脈。風水之學源于易學，“河出圖，洛出書”自龍馬背負"河圖"獻給伏羲，神龜，背馱"洛書"獻給大禹后，“圣人則之”，是中華文化、陰陽五行術(shù)數(shù)之源。

河圖洛書是中華文化，陰陽五行術(shù)數(shù)之源。最早記錄在《尚書》之中，其次在《易傳》之中，諸子百家多有記述。太極、八卦、周易、六甲、九星、風水等等皆可追源至此。

“在古代陰陽學說是宇宙生成論，陰陽學說的基本內(nèi)容就是對立統(tǒng)一，天為陽、地為陰；地有五行，天有五行。《易·系辭》說：“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孔穎達說：“太極謂天地未分之前，元氣混而為一，即是太初、太一也。”。

我們可以理解為《易經(jīng)》是中華玄學的基礎(chǔ)，所以風水學在學理上有著濃厚的易經(jīng)五行基礎(chǔ)原理。據(jù)《周易·系辭》記載：“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古代大賢經(jīng)上下五千年的實踐、研究、歸納和感悟，以大自然的天地人合一為理論依據(jù)，以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為目的，以了解天地之間的陰陽變化規(guī)律為核心，形成了著稱于世的—風水學。

縱觀歷史，風水其淵源可追溯到先秦時期，大致分為七個時期，夏周、秦漢、魏晉隋朝、唐宋、明清；每段歷史都因不同的社會環(huán)境而有不同程度的傳播。

一、萌芽時期——夏周

風水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原始人類的狩獵時期，但當時只是出現(xiàn)了與風水學相關(guān)的相地知識，擇地而居以繁衍生息。

《周易·系辭》云：“上古穴居而野處，后世圣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在遠古時期，人類居無定所，靠采集和狩獵為生，“穴居而野處”，就穴居野處的居住方式來看，是出于人類生存的本能，僅僅只能是一種較為安全的藏身之所，隨著人類的進步、農(nóng)業(yè)的產(chǎn)生、生產(chǎn)力的提高，穴居野處對他們來說已不再適應(yīng)，這就要求人們有一個固定的生活居住環(huán)境，因為農(nóng)耕生產(chǎn)必須遵循土壤條件、氣候變化等自然規(guī)律。為此，古人在這方面不斷總結(jié)積累經(jīng)驗知識，為滿足人類的需求提供了參考依據(jù)，便開始有《周易·系辭》中“后世圣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之說，風水的萌芽誕生了。

《尚書·盤庚》里就記載：“盤庚既遷，奠厥攸居……適于山，用降我兇德，嘉績于朕邦……用永地于新邑，肆子沖人，非廢厥謀，吊主靈，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賁。”意思是，盤庚遷至殷地，奠定了居所，傍山選址，可以避兇迎吉。新地址是個很好的地方，誰都不能反對，居住在那里就可以使殷商朝發(fā)達起來。后來的事實證明，在盤庚遷殷之后，“殷道復興”，使商王朝旺盛了幾百年。

此后，精于相地的公劉及古公亶父（即周文王姬昌的祖父周太王），又為其周族人在今陜西岐山縣看了一塊好地。《詩經(jīng)·大雅·公劉》里就記載了這樁事跡，其中說道：“篤公劉，于胥斯原，陟則在獻，復降在原，逝彼百泉，瞻彼博原，乃靚于京。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度其隰原，度其夕陽，于豳斯館，止旅西密，芮鞠之即。”

詩中記述了公劉相地時既看山，又看水;既看方向，又看太陽，高處看了，再看低處，最后才選定了一個依山傍水的風水寶地。其族人遷居此地之后，迅速興旺起來。此篇寫公劉由北豳遷豳開疆創(chuàng)業(yè)；

而《大雅·緜》詩則寫古公亶父自豳遷居岐下（在今陜西岐縣）：“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敘述了古公亶父率姬姓氏族二千乘，循漆水逾梁山來到岐山（箭括嶺）下的周原，詩中又言：“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筑室于此。”意為古公亶父用龜甲占卜，祈求神靈的旨意，卜辭中顯示大吉：此處可居，宜于建宅，亶父決定在此定居。從此姬姓的部落就自稱為周人—生活在周原上的人。周族在古公亶父的領(lǐng)導下，疏溝整地，劃分邑落，開發(fā)沃野，造房建屋；并營建城郭，設(shè)宗廟，立太社，構(gòu)建中央機關(guān)，設(shè)官分職，改變了過去游牧民族的習俗，發(fā)展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使周逐步強盛起來。

司馬遷在《史記》中說：“周道之興自此始，故詩人歌樂思其德。”

《詩經(jīng)·大雅·公劉》里那句“相其陰陽”的話，后來也成了風水術(shù)業(yè)的代名詞，人們也把風水師就稱為“陰陽先生”。

二、醞釀時期——秦漢

自春秋戰(zhàn)國時期，百家爭鳴，各種學術(shù)興起，隨著《周易》學說中“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周易·系辭》語）的法天象地理論的建立，以及陰陽五行說的發(fā)展盛行，到秦漢之時，日趨成熟的陰陽五行理論，逐步成為解釋宇宙萬物的普遍原理，人們用陰陽消長來解釋季節(jié)變化，用陰陽失調(diào)來解釋各種自然災(zāi)變。

此時的風水學說中已經(jīng)產(chǎn)生了望“氣”的觀念。據(jù)《晉書·元帝記》記載：“始皇時望氣者云：‘五百年后，金陵有天子氣。’故始皇東游以壓之，改其地曰秣陵，塹北山以絕其勢。”《史記·高祖本記》中亦載：“秦始皇帝常曰：‘東南有天子氣’，于是因東游以厭之。高祖即自疑，亡匿，隱于芒、碭山澤巖石之間。呂后與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問之。呂后曰：‘季所居上常有云氣，故從往常得季。’高祖心喜。沛中子弟或聞之，多欲附者矣。

《太平寰宇記》均有記載，秦代的長水縣有一座山（今浙江嘉興南），秦始皇聽術(shù)士說有天子氣，便遣發(fā)一批死囚去要斬斷龍脈

又據(jù)《史記·日者列傳》載：“孝武帝時，聚會占家問之：‘某日可取婦乎？’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辯訟不決，以狀聞。制曰：‘避諸死忌，以五行為主，人取于五行者也。’”，文中記述了漢武帝把術(shù)數(shù)家聚會討論確定娶婦的吉日，堪輿家也在其中之列，明宋濂 《＜葬書新注＞序》：“堪輿家之術(shù)，古有之乎？《周禮》墓大夫之職，其法制甚詳也，而無所謂堪輿家禍福之説，然則果起於何時乎？蓋秦漢之間也。”。

此階段風水理論還不夠充實，只是處于一個逐步成型階段，陰陽、五行、八卦等理論的應(yīng)用已較為普遍，并且成為當時人們對宇宙世界認識的基本概念，同時奠定了風水學的理論基礎(chǔ)。

從《漢書·藝文志》目錄可知，出現(xiàn)了兩部關(guān)風水的奠基之作書籍《堪輿金匱》（十四卷）和《宮宅地形》（二十卷），據(jù)相關(guān)研究資料認為，漢代流行的六壬式占可能是《堪輿金匱》的內(nèi)容之一。《宮宅地形》屬于形法類的一部風水專著，《漢書·藝六志》中說：“形法者，大舉九州之勢以立廓室舍形，壬及六畜骨法之度數(shù)、器物之形容，以求其聲氣貴賤吉兇……然形與氣相首位，亦有有其形而無其氣，有其氣而無其形，此精微之獨異也。”由此可見，漢代風水術(shù)已包含有相地、相人、相物、相畜之法了。文中提到九州之勢以立城廓、宮室、宅舍、屋形等，顯示出漢代修建城池都邑及民房宅舍時，要充分考慮周圍環(huán)境與地理形勢的，這無疑是對風水理論的一種發(fā)展，使卜宅、相宅的實踐經(jīng)驗可上升到理論層次。這些理論對風水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它奠定了風水最初的理論基礎(chǔ)。

三、奠基時期-魏晉至隋

到魏晉時期，風水理論體系初步建立，風水理論日趨成熟，相宅之風盛行，產(chǎn)生了像管輅、郭璞這樣的風水宗師。《三國志·魏書·管輅傳》中說：“輅年八九歲，便喜仰視星辰，得人輒問其名，夜不肯寐……與鄰比兒共戲土壤中，輒畫地作天文及日月星辰。每答言說事，語皆不常……及成人，果明《周易》，仰觀、風角、占、相之道，無不精微。”

管輅過毋丘儉墓時對其風水所下的斷語：“林木雖茂，無形可久；碑誄雖美，無后可守。玄武藏頭，蒼龍無足，白虎銜尸，朱雀悲哭，四危已備，法當滅族。不過二載，其應(yīng)至矣。”可見管輅對風水術(shù)之精通，流傳至今的風水學經(jīng)典《管氏地理指蒙》一書，據(jù)考證為托名管輅所著，書中對觀星望氣、陰陽交感、山川形勢、尋龍點穴有系統(tǒng)的論述，堪稱風水學說之準繩。

而另一位重要人物則是郭璞，郭璞字景純，河東聞喜縣人(今山西省聞喜縣)，西晉建平太守郭瑗之子。東晉著名學者，既是文學家和訓詁學家，又是道學、術(shù)數(shù)大師和游仙詩的祖師。被后世從事風水研究學者普遍尊郭璞為風水奠基鼻祖。

所撰風水專著《葬經(jīng)》（亦名《葬書》）的出現(xiàn)，標志著風水學說的正式形成，“葬者乘生氣也。氣乘風則散，界水則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謂之風水。”風水二字正式出現(xiàn)。葬書

《葬經(jīng)》一書最早見載于《宋史·藝文志》，題署為郭璞所撰，明初大儒宋濂在《葬經(jīng)》序言中云：“竊嘗讀之，真確簡嚴，意非景純不至，實堪為相地之宗也。”吳沉在序中亦盛贊道：“吾知景純之書，百世所不能廢也，景純蓋亦傳述古人之遺法而筆以乎？嗚呼，以景純之書，明白簡易，為子孫家置而誦之，豈不足以盡送終之禮！”

《葬經(jīng)》分內(nèi)、外篇兩部分，前面視頻有做過介紹。以“葬乘生氣”為總綱，重點闡述了五行之氣的行止聚散，以及死者與生者之氣的禍福關(guān)系，提出了“五氣行乎地中，發(fā)而生乎萬物。人受體于父母，本骸得氣，遺體受蔭。《經(jīng)》曰：氣感而應(yīng)鬼福及人”。

清代吳元音在《葬經(jīng)淺注》中則直接引用《周易·文言》中“水流濕，火就燥，云從龍，風從虎”之語，解釋父母子孫“同氣相觸而應(yīng)”的依屬關(guān)系，以“生者氣之聚”說明“葬乘生氣”對后代興旺的重要性。又言：風水之法，得水為上，藏風次之。”認為“風”和“水”聚散行止，是有無“生氣”的關(guān)鍵因素。書中“故葬者以左為青龍，右為白虎，前為朱雀，后為玄武”的四勢之說，成為選擇風水環(huán)境的首要條件。《葬經(jīng)》全書雖然僅有兩千余字，但它重在闡述相墓點穴的基本觀點，為后世風水學的發(fā)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論依據(jù)，是風水學發(fā)展史上的一個里程碑，是中國風水文化之宗。

至隋代時，在魏晉南北朝的基礎(chǔ)之上又有所發(fā)展，也是風水理論體系分野的時期，出現(xiàn)了一脈相承的師承關(guān)系，活動地域也相對清晰；最有建樹的當首推蕭吉，其人精通樂理、五行、相宅之學，著有《五行大義》、《相經(jīng)要錄》、《五姓宅經(jīng)》等書，于五行生克之理、勘察風水地理等方面均有很高的造詣。

但在《隋書·經(jīng)籍志三》中記載了十三種與風水有關(guān)的相地書籍。從書目名稱來看，當時多以五音、五姓、五行生克為理論依據(jù)，總體來說，在前代基礎(chǔ)上并沒有大的突破，因此歸結(jié)于同一階段。

四、發(fā)展成熟時期-唐宋

唐宋為中國歷史上少有的鼎盛時期，各種文化也廣泛興起，是風水理論進一步發(fā)展、應(yīng)用、成熟和風水著作大量面世期，形成較完善的理論體系；這個時期，風水名人輩出，據(jù)《古今圖書集成》堪輿名流列傳記載，當時的風水大師有：袁天罡、李淳風、一行禪師、司馬頭陀、丘延翰、楊筠松、曾文遄、范越鳳、賴文俊等。

但最具有影響的風水名師當屬楊筠松和賴文俊；其中以楊筠松為最突出，對后世風水學的影響與所建立的理論體系比郭璞顯的更大。

楊筠松是唐僖宗朝國師，官至大夫，掌管天文地理之事，號救貧先生，代表作有《疑龍經(jīng)》、《撼龍經(jīng)》、《立錐賦》、《青囊經(jīng)》、《天玉經(jīng)》、《都天寶照經(jīng)》、《天元烏免經(jīng)》、《三十六龍》、《正龍子經(jīng)》等書。救貧先生風水理論的要點主要體現(xiàn)在《撼龍經(jīng)》和《疑龍經(jīng)》中，強調(diào)山龍落脈形勢為主，開創(chuàng)了后世風水中的“形法派”，理論主要針對陰宅而言，其貪狼、巨門、祿存、文曲、廉貞、武曲、破軍、左輔、右弼九星說，為后來《八宅周書》提供了主要理論依據(jù)。前面視頻也有介紹。

楊筠松在風水史上是一位承上啟下的關(guān)鍵人物，在其學說中山水相宜、觀龍察脈、陰陽互動、雌雄交會等理論觀點，為后世風水理論起到了提綱挈領(lǐng)的作用，后人稱他“曲盡地理造化運行之機，真參贊化育之大道”。可以說楊筠松是郭璞之后繼往開來的一代宗師。

宋朝年間的賴文俊，自號布衣子，世人稱賴布衣，主要著作《催官篇》二卷，在風水界有一定影響力，是理氣學派的典型代表作。

另外要提到的是唐代廣為流傳托名黃帝所撰的《黃帝宅經(jīng)》一書，《黃帝宅經(jīng)》在風水史上與《葬經(jīng)》地位等同，亦是理氣派的重要之代表作。

據(jù)有關(guān)專家考證，該書應(yīng)該在唐代成書。《宅經(jīng)》的內(nèi)容主要包括序、總論、凡修宅次第法、陽宅圖說、陰宅圖說。序曰：“今采諸秘驗，分為二十四路，八卦，九宮，配男女之位，定陰陽之界，考尋休咎，并無出于陰陽之宅，此即養(yǎng)生靈之圣法也。”由此可知，其理論依據(jù)是以陰陽為綱，配以天干、地支、八卦、九宮，形成二十四山、二十四向，又稱二十四路，以坐向五行及男女年命五行斷其吉兇。其核心是根據(jù)卦象、卦理，再結(jié)合時空方位五行之間的相互關(guān)系來論證宅相概況，恰與楊筠松風水理論的“形法”相對應(yīng)，可見，唐代的風水術(shù)已有明顯的“形法”與“理氣”之分。至宋時已派生出正式的流派和體系，這便是著名的江西派（即形法派又稱巒頭派）與福建派（即理氣派）。

五、元-特殊時期

將元代單另為一個階段，主要是因為元代是中國歷史上一個獨特的朝代，草原民族入主中原，游牧于農(nóng)耕兩種文化的沖突交融，讓風水學的發(fā)展處于一個相對低潮的時期。

但值得一提的是，元代對后世在風水學有影響的一位重要人物劉秉忠，據(jù)《元史》記載：“秉忠于書無所不讀，尤邃于《易》及邵氏《經(jīng)世書》，至于天文、地理、律歷、三式六壬遁甲之屬，無不精通。”其所編著的《地理大全》《平砂玉尺經(jīng)》《劉公五星正變與歇砂圖注》為后世風水經(jīng)典。他將《周易》“大哉乾元”中的“元”，定為國號，被忽必烈采納，這就是元朝的由來。

不過劉秉忠最大的貢獻，應(yīng)該是選中了北京作為元朝的首都。元世祖統(tǒng)一全國后，問謀士劉秉忠，應(yīng)在何處建都？劉秉忠回答道：““幽燕之地，龍蟠虎踞，形勢雄偉；南控江淮，北連朔漠；左環(huán)滄海，右擁太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濟，形勢甲于天下”。”于是，忽必烈聽從了劉秉忠的建議，定北京為首都。

此后劉秉忠“辨方位，得省基，在今鳳池坊之北，以城制地，分紀于紫微垣之次”。運用易學中“法天象地”的思想，綜合各種風水理論，確定了元大都的中軸線。并依據(jù)周易風水的原理，設(shè)計了規(guī)模宏大的北京皇城，并奠定了今天北京城市的雛形。

六、盛行時期—明清

明清時期是對前期風水理論進一步發(fā)揮釋義和理論驗證總結(jié)，同時，明代開國皇帝朱元璋非常重視風水，輔助他完成霸業(yè)的開國功臣劉伯溫便是“博通經(jīng)史，于書無不窺，尤精象緯之學”的堪輿術(shù)數(shù)大家，著名的心學大師王陽明也精于風水，且為自己身后安葬選了“仙蝦八斗”風水寶地。據(jù)《春明夢余錄》記載，明成祖的長陵便是由江西風水師廖均卿等人所選，由此可見，明代對風水的重視與流行。

而清代以少數(shù)民族入主中原，其統(tǒng)治者為了統(tǒng)治的需要，努力學習漢族傳統(tǒng)文化，在宮室建造和陵寢選址上也完全遵循著漢文化的傳統(tǒng)。由于受漢文化風水的影響，清代設(shè)有專門負責天文觀測與宮室陵寢的風水事宜的欽天監(jiān)：“凡相度風水，遇大工營建。欽天監(jiān)委官相陰陽、定方向，諏吉興工，典至重也。”

由于明清時期帝王對風水的重視，官方和民間并舉，使堪輿之風大興，風水的發(fā)展，流派林立，著述繁多，體系也更為龐大，理論則更趨繁雜。

以輯錄整編前人風水理論的著作有：《人子須知》《天機會要》《地理大全》《地理正宗》等。

分門別類后，形勢巒頭方面有：《地理醒心錄》《入地眼全書》《地理啖蔗錄》《形氣元珠》《卜宅真機》《地理精微記》《謝氏地理》《地理玉髓經(jīng)》《地理八竅》《辟徑集》《撼龍經(jīng)批注》《地理心法》《地理括要》《地理三字經(jīng)》《楊公倒杖法》《一貫堪輿》《地理仙婆集》《地理鉛彈子》《地學求真》《地學》《地理人子須知》《地理大成》《地理指掌》《扒砂經(jīng)》《地理鐵案》《地理人天共寶》《地學形勢集》《地理琢玉斧》《天機會元》《陰陽二宅全書》《陰宅集要》《雪心賦》《地理大略》《地理正義六種》《地理正宗臆解》《地理金丹》《地理四彈子》《賴公葬法秘旨》……等等。

理氣方面有：《葬經(jīng)翼》《地理理氣秘旨》《地理度金針》《地理三會集》《圖書奧義》《三元地理理氣圖說》《玉尺經(jīng)全書》《地理孝思集》《地理錄要》《天心正運》《地理小補》《地理說略》《地理葬書》《玉尺經(jīng)正義六種》《經(jīng)羲秘旨》《心眼指要》《地理辨正合璧》《辨正發(fā)秘初稿》《地理辨正》《乾坤法竅》《地理金鎖秘》《堪輿指原》《地理仁孝必讀》《地理一盤珠》《堪輿正論》《堪輿正傳》《辨正直解》《催官篇注》《陰陽捷徑》《撥砂真訣》《地理鉛彈子》《地理五訣》《天元五歌》《陰陽撮要》《堪輿理氣秘訣》《堪輿辟謬真?zhèn)鳌贰兜乩砹?jīng)注》《山洋寶鏡》《周易葬經(jīng)》《理氣擇要》《堪輿輯要》《地理存菁》《直指原真》《四課水法》《堪輿一貫》《地理元文》《地理撮要》《許氏辨正釋義》《理氣三訣》《山洋指迷》《楊曾地理元文》《沈氏玄空學》《辨正新解》《金氏地學粹編》《穿透真?zhèn)鳌贰蛾庩栁逡鏁贰缎展帕x四種》《錢氏辨正參解》《天玉經(jīng)說》《地理一貫集》《陰宅鏡》《堪輿小志》《陰陽指正》《地理指南》《天玉經(jīng)注》《地理四秘全書》《地理辨正集注》《天驚訣補義》《定向指原》《增補理氣圖說》……等等。

論述水龍的專著有：《地理新知錄》《水龍經(jīng)》《地理千里眼》《青田劉氏心書》《地理正經(jīng)》《輔星水法》……等。

陽宅方面有：《陽宅十書》《陽宅大全》《陽宅集成》《宅法全書》《陽宅要訣》《立宅賦》《陽宅修方招吉》《宅法定論全書》《八宅斷訣》《陽宅指掌》《相宅新編》《陽宅三要》《宅譜通言》《宅譜指要》《陽宅入山斷訣》《八宅明鏡》《陽宅便覽》《陽宅愛眾篇》《都天滾盤珠》《宅法舉偶》《相宅經(jīng)纂》《陽宅會心集》《魯班經(jīng)》……等。

論述羅盤的著述有：《羅經(jīng)頂門針》《羅經(jīng)透解》《羅經(jīng)撥霧集》《易學蔣針》《羅經(jīng)秘竅》等。

擇吉方面有：《三式秘竅全書》《象吉備要通書》《永寧通書》《協(xié)紀辨方》《玉鏡正經(jīng)》《選擇輯要》、《崇正辟謬》、《諏吉便覽》、《董公選擇要覽》、《選擇正宗》等。

記錄山川龍脈的鉗記有：《臥云地圖》《安徽各地鉗記》《桐城龍脈總論》《賴劉越中鉗記》《澉浦鉗記》《蘇州大地記略》《地紀圖說》《越中鉗記》《蘇州來龍記》《地鉗雜記》《休寧鉗記》《浙中鉗記》等。

除以上所羅列的眾多書籍外，還有遺漏的或未知的亦不少！通過對各類風水學書籍的收集整理，以及學者們的不斷探研，風水理論已相當完備，很多資料成為當今研究歷代風水的重要文獻。

七、總結(jié)

風水學作為中華民族傳統(tǒng)文化的智慧結(jié)晶，是先祖留給我們的一筆豐富的寶貴文化遺產(chǎn)。風水術(shù)之所以在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nèi)背著封建迷信的污名，與江湖騙子借著風水的名義行騙有著不可忽視的關(guān)系。現(xiàn)在網(wǎng)絡(luò)各種“風水大師”仍行于世。

未來需要我們重新審視和了解，汲取古人的智慧，剔除風水術(shù)中夾雜著的各種封建糟粕，拋棄泥古不化的思想觀點，學習和掌握現(xiàn)代科學的一些基本知識，做到與時俱進，學會用多元思維的方式思考問題，用現(xiàn)代統(tǒng)計的方法對古人留下精華進行一番梳理分析，去偽存真、去粗取精，繼承和發(fā)展風水術(shù)中科學的、能經(jīng)得起實踐檢驗的精華，使風水這門學問得以繼承發(fā)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