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企業(yè)戰(zhàn)士”到“社畜”，日本員工的996奮斗史
編譯|智堡
前些日子，一篇有關網易裁員絕癥員工的文章在網上傳開，作者是一名長期996工作的游戲策劃，卻在罹患心肌病后遭到公司辭退。
似乎正是從今年開始，996導致的工作過勞成為了職場上一個繞不開的話題。一個個振聾發(fā)聵的例子打破了以往模糊不清的界限，開始強迫人們正視這個問題。早在年初，有關996工作制的話題就已經開始在網上發(fā)酵。
今年3月，杭州有贊科技公司在年會上高調宣布公司將實施996工作制，也就是早9點上班，晚9點下班，一周上六天班。盡管如此明目張膽的違法行為立刻就遭到了當地勞動監(jiān)察部門的調查，但有贊公司的老板卻在事后發(fā)微博稱996工作制絕對是件好事。
有贊老板的言論頓時在網上掀起轟然大波，一場轟轟烈烈的反996運動隨即展開。程序猿們在Github上發(fā)起了名為996icu的項目，鼓勵在開源軟件中添加“反996許可證”（Anti-996-License），以禁止實施996的企業(yè)使用這些開源軟件。截至目前，github上的996icu項目已經得到了近25萬個星，成為Github上第二高贊的項目。
然而在網友們紛紛聲討的對面卻是老板們截然相反的態(tài)度。“沒碰過錢”的馬云爸爸在阿里內部交流時提出：能夠996那是修來的福報；而京東的劉老板更是表示：盡管不會強制員工996，但我自己完全可以8116+8地工作。而所謂的8116+8就是早上八點到晚上十一點，一周工作六天外加周日加班八小時的意思。
在兩位老板的語錄中，奮斗一詞被頻繁提及。在中國的職場上，奮斗似乎是件天經地義的事情，年輕人就該奮斗更是放諸四海皆準的真理。然而，996真的就等同于奮斗嗎？或者，我們換個方式來問：這樣的奮斗真的能帶給我們想要的結果嗎？
事實上，如今在我們身邊出現(xiàn)的種種怪象，都曾在我們的鄰國——日本真實上演過。在這個曾把加班文化發(fā)揮到極致的國家中，人們甚至為那些不辭辛勞奮斗、不分晝夜加班的員工發(fā)明了一個新詞：
“社畜”
即便不懂日語我也能看得出這詞不是拿來夸人的，望文生義，就是給公司做牛做馬。
小說家安土敏1992年出版的《日本上班族 幸福的處方簽》中第一次提到了“社畜”這個詞，由日語中代表公司的“會社”和“牲畜”組合而成。而時至今日，社畜一詞已從日本擴散到了整個東亞文化圈，成了那些所有為了工作而放棄生活、失去自我的員工的統(tǒng)稱。去年一部日劇《無法成為野獸的我們》更是引起了廣大社畜同胞的共鳴。
今天便帶大家回看一下日本“社畜”的奮斗史，或許能給那些掙扎在996邊緣的人們些許啟發(fā)。
眾所周知，“做牛做馬”通常是一輩子的事情，這點在日本也不例外。常看日劇的朋友們一定知道，日企的一大特色正是“終身雇傭制”。
所謂“終身雇傭”是指企業(yè)會與“正社員”即正式員工簽訂一份“沒有期限限制的勞動契約”，沒有犯大錯的員工都可以在一家公司工作到退休，即便企業(yè)效益不好也不會裁員。這不是法律，而是日本職場上約定俗成的規(guī)矩。
與之相匹配的是“年功序列”：正式社員的基本薪資會隨工齡增長，不過一旦跳槽就要從頭算起，而從一而終的員工更是能在退休時領取一大筆退休金，這些都是其他種類的社員所享受不到的。
換句話說：成為一名日企的正式員工后，不用擔心失業(yè)，每年漲工資，到老還有大筆退休金。而“終身雇傭”、“年功序列”外加“企業(yè)工會”被并稱為日企管理的三神器。
Emmmm..這是社畜？這是你家貓主子才有的待遇好嗎！
但事實卻是，日本員工的“社畜化”和這看似美好的“終身雇傭制”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而有關“終身雇傭制”的故事則要從頭講起。
讓我們先把時針撥回日本的古代。
在江戶時代的日本，大多數清貧的家庭中都有長子守業(yè)的傳統(tǒng)。無論是商人還是農夫，店面和農田都只傳給最大的兒子，而家中的其他兒子則會在10歲左右年紀，被送入大商鋪家中學習手藝，這在當時被稱作“丁稚奉公”。
當時日本的店鋪多是家族式經營，這些“丁稚奉公者”自邁過店面大門的那一刻起，便自動成為了這個家庭的一員，每天不僅要學習手藝，還要承擔店鋪中的許多雜務，每天工作到深夜，而店家只管他們吃住卻不發(fā)工資。
如果一個人以“丁稚奉公”的身份努力工作，當他成年之日會被允許“元服”，意味著店鋪承認他正式員工：即“手代”的身份，開始正式領取工資；只有少數特別努力且運氣不錯的“手代”才有機會升為“番頭”，也就是一個鋪面的掌柜。而在那個平均壽命不過50多歲的年代，大多數人終其一生都將在這家店里當一名“手代”，真正能獲得晉升的百不足一。
這看起來活脫脫就是封建版的007。但事實上，在那個飯都吃不飽的年代，這樣子的“終身雇傭”對于多數寒門子弟來說已經算是不錯的出路了。
當然，這種形式的“終身雇傭”在各國的歷史上都曾出現(xiàn)過，也都隨著時代的發(fā)展而逐漸被淘汰。然而在明治末年，一個橫空出世的青年，卻意外地將這種形式延續(xù)了下去。
二十世紀初的日本，通過兩次戰(zhàn)爭豪賭，已經獲得了豐厚回報，作為英國在東亞地區(qū)的盟友， 搭上了帝國極盛期不列顛治世（PAX BRITANNICA）的末班車，制造業(yè)部門飛速發(fā)展，日本經濟突然從鄉(xiāng)間小路開上了快車道。
和當時不少其他人一樣，來自關西的松下政楠也放下了祖?zhèn)魈锂a外出行商，卻在投機生意中輸光了家產。不得已，只能讓自己的幾個孩子退學幫工，就年僅九歲的小兒子也不例外。——于是，家中排行老八，才剛上四年級的松下幸之助便孤身離開家鄉(xiāng)，前往大阪“丁稚奉公”。
在自行車鋪干了幾年后，幸之助得到了一個在大阪電燈公司工作的機會，心靈手巧的他很快轉正，成了一名人人羨慕的電氣技工。然而，松下家族中的冒險精神卻讓他不甘于此，1917年，年僅23歲的松下幸之助辭掉了旁人眼中的金飯碗，帶著不到100日元的退職慰勞金和自己新設計的電燈插座，踏上征途。
直到這里，松下電器創(chuàng)始人的故事好像和其他創(chuàng)業(yè)者也并無不同。不過，自幼便獨自離家“奉公”的經歷給松下幸之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對于奉公的孩子來說，工作的店鋪便是他的家，于是他也希望自己一手創(chuàng)辦的松下電器也能成為員工的家。
幸之助對當時松下制造商中不過三十多名員工提出了“以社為家”的概念：“社員是社長的家人，而社長則是社員的父親；所有社員都是松下大家庭的一員，而家庭則會對家中的每個成員負責。”
這話聽起來就像是資本家的虛情假意，但一場突如其來的變故卻給了幸之助一個證明的機會。
一戰(zhàn)帶來的短暫的繁榮過后，戰(zhàn)后經濟危機亮出獠牙，兩年后的關東大地震更是讓脆弱的日本經濟雪上加霜。
時至1929年，在美國大蕭條的影響下，日本的經濟已徹底滑入深淵。
當經濟陷入蕭條時，松下電器和多數制造業(yè)都面臨著相同的問題，銷量銳減、庫存增加、資金鏈岌岌可危。年底時整個松下公司的銷售額已暴降一半不止，當時松下的員工已經超過了300人，按慣例，此時唯有大規(guī)模地裁員才是拯救公司的途徑。但危機時刻，松下幸之助卻在周圍一片裁員大潮中，做出了截然相反的舉動。
由于銷量下滑，幸之助決定將生產額也減半；工人們只用上半天班，卻仍能領到全額工資，只需要大家在多出來的時間里盡力推銷公司的產品。
“就如家庭不會放棄一個成員，松下也不會解雇一個員工”。直到此刻員工們才發(fā)現(xiàn)，幸之助口中的“會社如家”并非說說而已。
由于幸之助承諾的“終身雇傭”，松下公司上下體現(xiàn)出了極強的凝聚力，許多員工主動開始996地加班；加之將生產人員轉為銷售人員的創(chuàng)舉。僅僅兩個月時間便將積壓的庫存一掃而空，還意外地為松下打開了市場。自此，“終身雇傭制”正式進入了日本企業(yè)的視野。
直到此刻，日本的企業(yè)文化還保持著它溫暖純良的一面，員工也依舊是企業(yè)的家人而非牛馬。而此時的松下幸之助無論如何都想不到，他此時提出的“以社為家”和“終身雇傭”會在幾十年后變得面目全非，最終成為“社畜”們頸間的枷鎖。
如果一定要為這些變化找個起因的話，那么答案便是：戰(zhàn)爭。
1939年，德國出兵波蘭正式拉開了二戰(zhàn)的大幕；當時的日本雖也號稱工業(yè)強國，但和幾個老牌工業(yè)國家相比仍有不小差距。為了保證戰(zhàn)時軍工業(yè)的產能，日本開始采用統(tǒng)治經濟，全面向重化工和軍需工業(yè)傾斜。
快速擴張的制造業(yè)需要大量的熟練技工。二戰(zhàn)打響后次年，大日本產業(yè)報國會成立，它將全國上下所有勞動工會悉數解散，強迫工人整合進入戰(zhàn)時體系，以應對勞動力不足問題。日本政府還先后頒布的《從業(yè)者雇入限制令》和《從業(yè)者移動防止令》兩項條例，規(guī)定了工人不能隨意轉換工作，企業(yè)也不得隨意開除員工，從根本上杜絕了工人流失的現(xiàn)象；
然而，被強行改行的工人們本就心存不滿，加上統(tǒng)制經濟本身的管理問題。從1942年開始，“遲到早退”、“消極怠工”等趨勢在日本全國蔓延開來。為此，日本政府又頒布了《重要事業(yè)場勞動管理令》，規(guī)定了“企業(yè)一年一次以所有從業(yè)人員為對象，按照最高、基本、最低工資的基準額進行加薪”
在戰(zhàn)時推廣終身雇傭和年功序列的動機十分簡單，穩(wěn)定的就業(yè)和增長的薪資，無非是日本政府開出的止疼片，只為減輕戰(zhàn)爭與短缺帶給工人階級的痛感，讓他們甘心去做拉動戰(zhàn)爭機器的騾馬。
而戰(zhàn)爭的結局已經寫好了。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
由于戰(zhàn)爭對整體產業(yè)結構的破壞，加之消耗了大量日本青壯，戰(zhàn)后的日本民生凋敝。1945年日本戰(zhàn)敗時，全日本的工業(yè)生產指數僅為戰(zhàn)前的8.7%。在巔峰時期擁有2.6萬名員工的松下電器，此時只剩下不到5000人，松下幸之助甚至違背了當初“終身雇傭”的承諾，裁掉了500多名員工以渡過難關。
此時，阻礙日本經濟恢復的關鍵因素是工業(yè)生產的基礎原材料鋼鐵和煤炭的極端缺乏。為此，嘗過甜頭的日本政府再次搬出了戰(zhàn)時統(tǒng)制經濟的那一套，套上“傾斜生產”的名字，以此大力發(fā)展煤炭業(yè)。在那個物資短缺的時代，為了讓工人們安心呆在煤廠里，諸如“終身雇傭”和“年功序列”這樣的戰(zhàn)時體制便被許多企業(yè)沿用了下來，時稱“1940年體制”。
在美國的幫助下，日本經濟在戰(zhàn)后快速恢復，實踐又一次證明了“終身雇傭制”的可取之處。1950年，被當時日本首相吉田茂稱為“天佑神助”的朝鮮戰(zhàn)爭爆發(fā)，戰(zhàn)爭再次為日本經濟帶來了景氣。作為美軍的補給基地，日本市場得到了爆發(fā)式的增長。
在經歷了二戰(zhàn)的失敗后，戰(zhàn)敗的恥辱和重建家園的信念造就了日本國民強大的凝聚力，1955年初，“神武景氣”開始，日本經濟進入了長達十年的高速發(fā)展期，史稱日本經濟奇跡。
戰(zhàn)后“嬰兒潮”出生的第一代人被稱為“團塊世代”，當他們進入社會后，展現(xiàn)出的努力程度更是令人咋舌，當十年快速增長期過后，正是這代人支撐著日本經濟繼續(xù)穩(wěn)定增長。
然而，企業(yè)家們看到的卻是管理制度和企業(yè)文化的巨大成功，他們紛紛效仿當年的松下幸之助，一方面實施“終身雇傭”和“年功序列”，在為員工提供穩(wěn)定、高福利的工作同時，將他們與企業(yè)牢牢捆綁在一起。另一方面，再次舉起“以社為家”的大旗，強調職員和公司間的羈絆，引導他們將公司利益擺在首位。
源起自“丁稚奉公”的“終身雇傭制”重現(xiàn)了君臣間的羈絆，也延續(xù)了戰(zhàn)時日軍所推崇的武士道精神。戰(zhàn)后，集體主義和奮斗精神則成了日企文化中的重要部分。
企業(yè)的策略最終大獲成功，“以社為家”的理念在70年代成為了日本職場的共識。當工作成為一種使命時，奮斗便不再是一種選擇了。在當時日本人的工作時長高居全球首位，996乃至007成為了常態(tài)，有的日本丈夫甚至會因為下班太早而被妻子嫌棄。這些為了企業(yè)日夜奮戰(zhàn)的員工們也因此得到了一個無比貼切的稱號——“企業(yè)戰(zhàn)士”。
與此同時，日本的GDP已經先后超越法德，躍居世界第二，僅次于美國，超過九成的國民都自認為屬于中產階級，“一億總中流”的說法甚囂塵上。當時，絕大多數日本畢業(yè)生的奮斗目標，便是得到一家大型企業(yè)“終身雇傭”的正式崗位。
當奮斗得到回報時，人們便開始習慣于996，卻鮮有人再問：那么代價是什么呢？
1987年開始，日本股市開始迅猛上漲，泡沫經濟進入了“最后的狂歡”，那恰恰也是日本員工加班最為瘋狂的日子，寫字樓里擠滿了通宵達旦工作的“企業(yè)戰(zhàn)士”。
次年，第一三共推出的能量飲料Regain廣告將“企業(yè)戰(zhàn)士”的風潮推向了頂峰。廣告的第一句歌詞便是“能夠24小時作戰(zhàn)嗎？”。
80 年代末期大型日企紛紛開始進軍海外市場，頻繁海外出差的景象確實與廣告中的場景十分相似。當時年僅30歲，在《英雄本色 3 》中出演何長青的演員時任三郎則用亢奮的表情和麻木的眼神將一名光榮的“企業(yè)戰(zhàn)士”詮釋得淋漓盡致。而這個廣告的爆火程度更是令所有人大跌眼鏡， “能夠24小時作戰(zhàn)嗎？”成了年度流行語；廣告歌甚至專門發(fā)行了專輯，大賣60多萬張。
一切隨即急轉直下。
1989年12月，日經平均指數達到最高38957點后掉頭下跌，日本經濟泡沫開始破裂。時至92年初，日經指數跌破兩萬點，比起最高點時幾乎腰斬。大量企業(yè)破產導致無數勞工失業(yè)，日本自此步入了“失去的二十年”。
失去了戰(zhàn)場，戰(zhàn)士便沒有存在的必要了；但企業(yè)還在，于是“社畜”便誕生了。
在經濟衰退的大環(huán)境下，幸存的企業(yè)難以繼續(xù)負擔大量“終身雇傭”和“年功序列”帶來的高昂成本和冗員，從93年開始，日本就業(yè)市場進入了“冰河時期”，派遣雇傭的比例開始上升，新入職的員工不得不拼命加班工作以爭取一個轉正的機會，而僥幸逃過失業(yè)潮的“正社員”們則是在如履薄冰地保護著手中的飯碗。
在企業(yè)用工規(guī)模縮減時，讓怕丟飯碗的員工們拼命加班無疑是最經濟的應對方式；另一方面，在年功序列規(guī)則下，年資不夠的年輕人還需要通過賺加班費來維持生計。
“盡管很累，但不得不996。”成了日本職場上的普遍現(xiàn)象。在90年代，每年因過勞而導致死亡的人數甚至超過了交通事故；毫不意外的，“過勞死”（Karoshi）這個詞自然也是日本人發(fā)明的。
時至1997年，能量飲料Regain的廣告詞已經從“24小時戰(zhàn)斗”變成了“用Regain來解乏”，主角也換成了當時已年近四旬的佐藤浩市，出演一名整日昏昏欲睡的中年職員。不難看出，“疲勞”已經取代“奮斗”成為了90年代日本社會新的主題。
當加班文化的大旗從“團塊世代”傳到了65后的“泡沫世代”手中，其最初的顏色卻已然褪去。這代生于景氣年代的日本人經歷過資產膨脹的泡沫，又迎頭遇上解雇和降薪的危機，以及望不到頭的蕭條。上一代團結奮斗的精神此刻在他們身上已所剩無幾，取而代之的是在拮據的經濟條件和繁重的工作負荷下，不斷滋生的不安與麻木。
日本員工終是為他們數十年來的“奮斗”付出了代價，那便是：996已不再是一種選擇。
不少90年代出生的日本寬松世代頂著平成廢物的名頭，哪怕不婚不育也不愿奮斗。或許是教育改革的緣故；又或許只是因為某個深夜里，偷眼瞧見父輩那原本應是戰(zhàn)士的背影，如今卻佝僂著，好像一條狗。
相當長一段時期內日企都奉行“終身雇傭制”，也因此預埋下了勞動市場流動性差、企業(yè)負擔加重、工作效率低下等一系列問題爆發(fā)的種子，這固然是導致員工“社畜化”的重要原因；然而，回望過去“終身雇傭制”卻是誕生于一個溫情脈脈的故事。
那么，奮斗這面現(xiàn)在看來正確無比的旗幟，就不會有反噬的一天嗎？
今年初，36歲的華為工程師加班猝死，膝下有兩個不足8歲的孩子；3月，福州一位單親爸爸在工作時猝死，留下了患有自閉癥的兒子；8月，起點著名作家格子里的夜晚突發(fā)心臟病去世，時年39歲；11月，演員高以翔在錄制真人秀節(jié)目時猝死，年僅35歲。
不同年齡，不同背景的人，卻毫不例外地倒在了奮斗的路上。
人應該996嗎，這并不是我們想要討論的話題。只是你想得到什么，又能夠付出什么，希望一些人在看過這個視頻后，能夠開始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