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著名表演藝術家、中國電影家協會主席李雪健做客新華網思客講堂,與大家分享了他對演員這份職業的熱愛與堅持。他說:“為了觀眾,我就要玩命。”
當演員的契機
我屬馬,今年62歲。我年輕的時候,從來沒有想到會當專業演員。上世紀70年代后期,粉碎“四人幫”以后,很多文藝團體恢復了,一個偶然的機會我有幸被借調到北京來,跑龍套,干雜活兒。
到了北京,我也沒有想到自己會當專業演員。因為我有業余的舞臺經歷,二炮話劇隊想留我當專業演員,還讓我回了趟家。我回到父母身邊,阿姨們都說,這個孩子從小就看著有出息。可是15天探親回來后,他們又說不留我了,讓我回部隊。這真是傷自尊啊,怎么辦?當時劇組的導演就給了我一個考到空政話劇團的機會。
我學當演員的第一課,老師就教我們“做戲先做人”。演員也好、導演也好,在舊社會那可是三教九流中的倒數第二流“戲子”,如今不僅有了好身份,還給了演員一個好名聲。演員干好了就是人民藝術家,人民藝術家干好了就是心靈的工程師。
部隊生活的歷練
我1970年當工人,1973年當兵。部隊真是一個鍛煉人的大熔爐。我當業余宣傳員的時候,專業的藝術團隊經常來部隊慰問演出,那時我們揣著自己種的瓜子花生,背著背包當板凳去看演出,就像過年一樣。我記得昆明軍區雜技隊來演出的時候,臨時用高臺定位車在山里搭了一個舞臺。有位演出的“老大姐”也就二十五六歲,一陣風吹過來,她從高臺定位車上摔了下來。我們說趕快拉她到衛生隊檢查檢查,可她只用杯子漱了下口,我親眼看到吐出來的水是紅的。她吐完以后,又上臺堅持演出,臺下的戰士們見了沒有不掉淚的。
這名文藝工作者對藝術的敬業感動了戰士,感動了我們。我成了她的粉絲,之后回家或者路過昆明,都會到她所在的單位去轉一轉,這是一種追星的滿足吧。
大難臨頭離不開家人
2004年的時候,經過三四年和病魔抗爭的艱難生活,我又能演戲了,所以那個猴年我給愛人送了一幅猴子的畫。一個人遇大難的時候,最離不開家人。
我愛人可以說是我的第一個觀眾,我每一部戲的第一個觀眾就是她。演得好,她比誰都高興;演得不好,她比誰都往心里去,都生氣。比如說,我曾經出過錯,有些字念得四聲不準,南腔北調。那個馮敬堯的臺詞,我當時就沒說準,她跟兒子給我打電話說替我臉紅。她說,你是面對觀眾,你是干這個的,怎么可能出這樣的錯誤?這是不允許的。
在電影《臺灣1895》中我演李鴻章,我有句臺詞是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結果我給說成了八國聯軍。我愛人她就不干了,說這錯大了,少說有一個星期和我過不去。這讓我長記性,這是恥辱。沒有愛人,沒有兒子,沒有家人,就沒有現在的我。
演員要自知,不能給榮譽丟人
沒得榮譽的時候其實挺想得的,記得我得了首屆梅花獎時,回到家自己一會兒把獎杯擱在這兒,一會兒把獎杯擱在那兒,非常高興。為什么?這是觀眾、專家對你付出的認可,這也是一種力量。
后來又創作了一些角色后,慢慢地有了新的認識,這個獎其實是觀眾把對戲中人物的情感寄托在了演員的身上。比如《焦裕祿》得的獎杯,那是大家喜歡焦裕祿,我沾光了;《渴望》中的宋大成也是,那是大家喜歡這個好人,所以我又沾光得了獎。
演員要自知,這個角色的成功,是編劇扎根生活寫出來的,是導演帶領全組創作人員一起創作出來的。只有自知,才能明白你應該怎樣對待這個榮譽,怎樣把它變成動力,把它變成力量,去更好地創作,不能給這個榮譽丟人。
(《解放日報》2.19?李雪健口述?徐蓓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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