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雪健做有追求的演員 曾把焦裕祿當成爹來演
演員，在舊社會不叫演員，叫“戲子”，是三教九流中“下九流”的第八流，是社會最底層的人。新中國成立后，勞動人民翻身當家做了主人，黨和人民給了藝人們一個個無上光榮的稱呼——“藝術家”“人類靈魂的工程師”，可見演員這個職業能為社會做貢獻。
演員最大的特點是，你演了多少個人物，就能像多少個人物那樣去活一把。在活一把的過程中你要去挖掘、體驗、體現這些人物身上的真善美、假惡丑，既豐富了你的人生又潛移默化地凈化了你的心靈。我就是一個受益者。
我演焦裕祿那年36歲，本命年，還扎了條紅腰帶。王冀邢導演說當時找我并不是我長得有多像，他說我有種憂郁加思索的眼神。巧的是，我的老家菏澤和焦裕祿工作的地方緊挨著，一樣的黃河古道，一樣的大水災荒。我爹當過公社書記，常騎一輛倒輪閘的自行車帶著我下鄉，我把焦裕祿當成爹來演。當時我胖，開始很不自信，想打退堂鼓。后來王導給我鼓勵，說我們倆是一根繩上的螞蚱，誰也跑不了，讓我減肥。那會兒我最怕看組里人吃飯，因為我只能喝白菜湯、嗑瓜子。另外，還有人專門陪我打麻將，不讓我睡覺。總之，什么招兒都使上了，《焦裕祿》獲得了成功。本來，頒獎會上我想朗誦一首普希金的詩，因為我不會別的節目，但念了念，不太像我當時最想表達的。后來有個記者朋友問我最想說什么，我憋了半天，憋出了：“苦和累，都讓一個好人焦裕祿受了；名和利，都讓一個傻小子李雪健得了。”這兩句話確實是我的心聲。
誰能想到，當歲月的年輪邁過12個春夏秋冬以后，當年那個被掌聲和歡呼聲捧到天上的傻小子，一下子摔到了地下，飽受疾病的煎熬。1999年，正值新中國成立50周年，我跟著陳國星導演去新疆拍《橫空出世》，因為我曾是二炮下屬特種工程兵戰士，打過山洞，挖過坑道。拍戲時，40多度的高溫，穿著棉襖，不用化妝，嘴唇就全裂了，有時還要抓起一捧一捧的沙子往臉上揚。拍完這個戲，有種意猶未盡的感覺，因為覺得測控人太不容易了，他們付出的和得到的遠遠不成正比。所以就又參加了一部反映航天測控生活的電視劇。戲拍了一半，我病倒了。當時，演員的本能告訴我，戲是不能停的，只能是隨著劇組從西安到北京，邊治療邊拍戲。拍完最后一個鏡頭，全劇組的同志含淚為我鼓掌，我心里高興極了。尊重藝術，珍惜每一次創作是演員的天職。老前輩們曾說過，戲比天大！現在回想起來，絲毫沒有多么了不起的感覺，只是覺得欣慰，挺有點意思的，做戲先做人，咱沒有只掛在嘴巴上。
近年來，因為身體的原因，我參與的電視劇偏多。到了這個歲數，肩上有了份責任。老天爺還是厚愛我的，讓我在力所能及的狀況下，接拍了《歷史的天空》、《搭錯車》、《新上海灘》、《高緯度戰栗》、《美麗人生》、《父愛如山》等電視劇。這些作品受到廣大觀眾的肯定和喜愛，收視率挺高，出品方也有好收成，心里美滋滋的，感到很振奮。
但是，演員其實也挺脆弱的。有時自以為還是很不錯的作品，偏偏播出效果不是很理想，讓人難受也挺困惑的。不過，傷感困惑的同時，我更多在檢討自己。尤其在發現失誤后，我深深地認識到素養、學識以及認真的態度對一個演員來說是何等的重要。“合格”倆字，好說不好做。
有觀眾問我，你本人和你演過的角色是個怎樣的關系？我說，比演的好人要差些，比演的壞人要好很多。還有人問我，你是個什么樣的演員？我回答說，我是一個有追求的演員，我的追求就是向著一個高度努力，借角色傳達一種思想，借角色張揚善良，抵制邪惡。所以，演好人會把善良演到極致；演壞人會獨辟蹊徑，決不概念臉譜。當角色需要我往中間站的時候，我會當仁不讓；需要我當配角，我也會心甘情愿當綠葉托紅花。
李雪健(本文系作者在9月26日召開的影視創作座談會上的發言，刊發時有刪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