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與伊朗的核問題談判,就像特朗普的眾多政策一樣,在不斷地“翻烙餅”。
美、伊4月12日在阿曼首都馬斯喀特舉行了首輪間接談判,這是自美國于2018年單方面退出伊核協議以來雙方首次正式談判。隨后,雙方于4月19日在意大利首都羅馬舉行了第二輪間接談判,4月26日在馬斯喀特舉行了第三輪間接談判。
在美國《時代》周刊4月25日發布的對特朗普的專訪中,特朗普還表示,他愿意與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或總統佩澤希齊揚會面,并認為美伊兩國有望就伊朗核問題達成一項新協議。
然而,僅僅數天后的5月1日,特朗普就在社交媒體上發文稱,任何從伊朗購買石油或石化產品的國家或個人都將遭受美國制裁,將被禁止與美國做生意。重啟了對伊朗的“極限施壓”政策。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中東研究所副所長秦天此前曾撰文表示,“談”甚至可能成為未來一段時期美伊博弈的主線,然而,較之七年前撕毀伊朗核協議,特朗普要談成新協議顯然難得多。其在文中強調,“外界永遠不能低估特朗普對伊朗采取軍事行動的可能性,‘和談秀’也可能成為美伊對峙升級的前奏。在最近一段時間的和談努力過去之后,伊朗問題才可能進入最危險的階段。”
本文刊登在《世界知識》2025年第8期,觀察者網轉載,供各位讀者參考。
【文/秦天】
特朗普在四年后重返白宮,有人說他變了,也有人說他沒變。在伊朗核問題上,特朗普固然還像過去那樣放狠話、搞制裁,但他對想與伊朗“做交易”的說法多了起來,“談”甚至可能成為未來一段時期美伊博弈的主線。然而,較之七年前撕毀伊朗核協議,特朗普要談成新協議顯然難得多。
伊朗西南部哈爾克島石油碼頭局部
特朗普伊朗政策的新因素
若說特朗普第一任期的美伊關系以沖突為主線,特朗普二次執政以來的美伊關系在緊張之外還多了談判的因素。
尤其是3月7日,特朗普主動透露已致信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表示伊朗問題有軍事、交易兩種解決辦法,他更樂意交易。據阿拉伯語媒體披露,特朗普在信中表示,美方準備采取和平與降級緊張的重大措施,包括取消制裁、打開雙邊合作之門等。
特朗普的中東問題特使威特科夫負責伊朗事務,他在3月23日的一檔訪談節目中稱,“總統對與伊朗解決所有問題持開放態度,愿與伊朗建立互信”“伊朗沒有必要受制裁封鎖,可以成為正常國家”“特朗普不希望對伊朗動武”。
2月4日,特朗普簽署了恢復對伊朗“極限施壓”的總統備忘錄。對比兩個任期的“極限施壓”政策,可以看到微妙變化。2018年5月特朗普撕毀伊朗核協議之際,美國務卿蓬佩奧曾列出了與伊朗和解的“12項條件”,包括伊朗與國際原子能機構全面合作、停止核研發、停止彈道導彈擴散、停止支持地區代理人、釋放美國人質、停止威脅消滅以色列等。這幾乎殺死了美伊和談的任何可能性。在此次恢復“極限施壓”的總統備忘錄中,特朗普并未開列長長的條件清單,顯然是為和談留有余地。
特朗普對與伊朗談判頗感興趣,但這不是他的心血來潮,而是具有深刻的內外動因。
一是“美國優先”使然。特朗普二次上臺以來在國際事務上的決策,追求的不是專業地處理具體問題,而是遵循特朗普的國內政策邏輯——讓美國少花錢、少出力甚至多賺錢。伊朗核問題緊張升級甚至生戰生亂,只能導致美國加大安全投入,增加海外開銷,而與伊朗緩和關系乃至解決伊朗核問題,則可為美國減負。
二是中東政策目標使然。特朗普再度上臺后在中東有三大預設目標:實現加沙停火、促成沙特與以色列建交、解決伊朗核問題。3月18日,以色列重啟對加沙攻勢,加沙戰事反反復復,一時難息。而加沙停火、巴勒斯坦建國是沙特與以色列建交的前提。因此特朗普若要在中東取得早期收獲,還得在伊朗核問題上謀突破。
三是反民主黨的立場使然。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反奧巴馬,故將奧巴馬政府的“得意之作”伊朗核協議撕毀。特朗普在第二任期反拜登,但拜登在任內未能恢復伊朗核協議,還在一定程度上延續了特朗普對伊朗的“極限施壓”政策。特朗普若要反拜登,或將朝著與伊朗達成核協議的方向走。
2025年2月13日,伊朗總統佩澤希齊揚在伊朗西南部布什爾省參觀伊斯蘭革命衛隊海軍裝備。
“談”何容易
對于特朗普的談判意愿,伊朗既不同意,也不拒絕。
在特朗普恢復“極限施壓”后,哈梅內伊講話稱,根據特朗普過去的行為,與美國談判不明智、不審慎也不光彩。3月27日,伊朗外長阿拉格齊稱,伊朗已通過阿曼復信美方,強調不可能在壓力下與美國直接談判,但對間接談判持開放態度。伊朗的反應從側面說明,美伊談判的前景并不如特朗普想的那樣好。
美國政策界有一種觀點認為,伊朗與被認為由其領導的“抵抗軸心”在新一輪巴以沖突中嚴重受挫、空前弱勢,有可能在與美國的談判中讓步。但從迄今雙方的表態看,美伊在三大議題上的妥協空間都不大。
一是核問題。特朗普多次強調不允許伊朗擁有核武器,美國家安全顧問沃爾茨說得更為清楚——伊朗必須解除所有核項目。但這與伊朗的預期相差甚遠,伊朗長期堅持保持自主核研發的權利。當伊朗的導彈威懾力與地區影響力在本輪巴以沖突中受挫后,伊朗更需要核能力來支撐國家安全,更加不可能完全放棄核項目。
二是彈道導彈問題。特朗普在恢復“極限施壓”的備忘錄中提出阻止伊朗發展導彈尤其是洲際彈道導彈。但2024年伊朗與以色列兩度互射導彈襲擊對方本土表明,伊朗能用于實戰且對敵具備反擊能力的武器就是彈道導彈,放棄彈道導彈等于“自毀武功”。
三是地區影響力問題。特朗普政府希望伊朗停止支持“抵抗軸心”。其實,伊朗與“抵抗軸心”的關系比特朗普政府想象得更為復雜。即便伊朗愿減少對“抵抗軸心”的支持,伊朗與各支“抵抗”力量因戰略利益、宗教紐帶、經濟往來而形成的網絡也不可能被完全拆散。換言之,伊朗的地區影響力不是美伊兩家談判就可以解決的問題。特朗普若僅想解決伊朗核問題,那么雙方談判的難度還小一些;若他希望解決美伊之間的一攬子問題,談判的復雜性和難度將大大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