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裕祿那些鮮為人知的故事
“焦裕祿”打動了記者
2009年初次參觀焦裕祿陵園時，習近平同志就提起，在1966年2月6日，《人民日報》刊登了穆青等同志的長篇通訊《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時，“我上初中，當時政治課老師讀報，讀著讀著我們也流淚了。”
而這篇將焦裕祿推向全國乃至全世界的大通訊，它的產生又何嘗不是筆者與逝者心靈的相擁相融，構成了這篇重要稿件獨具魅力的情感力量。
開封———杞縣———睢縣———寧陵———民權，穆青一行乘坐的吉普車一路走過。按照新華社記者周原的安排，他們在這些地方只是短暫停留。
1965年12月17日上午，穆青一行走進蘭考縣委大院。
劉俊生，還有焦裕祿的秘書李忠修有些緊張，他們拿出了珍藏的焦裕祿的三件遺物，一雙舊棉鞋，一雙破襪子，一把破藤椅，還有焦裕祿生前僅有的幾張照片。
時光在這一刻倒流……
大家的心被撞擊著！撕扯著！震撼著！一屋子人包括幾位記者早已哭成淚人。穆青悲慟得不能夠自拔，他站起身，在屋子里不停地來回走動，眼淚抹了一把又一把。
窗外夜幕降臨，穆青心里翻江倒海。周原推門進屋，穆青劈頭吼道：“寫！現在就寫！立即就寫！這么一個縣委書記很少見到。他這么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群眾又這么熱愛他、懷念他，在他身上體現了一個共產黨員全部的優秀品質。不把他寫出來，我們就對不起人民！”他接著說，“今晚繼續召開座談會，把縣委了解焦裕祿的人召集起來繼續談。”當晚，參加座談的人除了劉俊生、李忠修，還有除“三害”辦公室主任卓興隆，經常跟焦裕祿下鄉的張士，以及陪焦裕祿看病的趙文選等。哭聲、談話聲一直持續到深夜……
第二天，穆青一行先是去了黃河拐彎處的險地東壩頭，之后又去了韓莊、張莊等村子。蘭考成為穆青一行人情感無法承受之地，他們在這里吃不下、睡不著，開口就感動，去哪兒都想流淚。最終，穆青決定，離開蘭考，去距此地最近的開封寫稿。
穆青給每個記者分配了任務，周原寫焦裕祿通訊初稿，馮建寫一路跑下來的豫東抗災全景通訊，另外兩個人寫評論。穆青不停地在幾個房間走動，像個“監工”。半夜他走進周原的房間，看到稿紙上有一句話：“他心里裝著全體蘭考人民，唯獨沒有他自己。”不禁擊掌叫絕：“好！這樣的話多來幾句！”
一天一夜沒有停筆，12000字的初稿，周原揮淚一氣呵成。穆青、馮建帶著這份初稿回到北京。
穆青首先向當時的新華社社長和《人民日報》總編輯吳冷西匯報。那天吳冷西很忙，他對穆青說：“沒空。”“只要半個小時。”穆青堅持。聽完匯報后，吳冷西連聲說：“寫！發！”同時，吳冷西讓他先在新華社內部做個報告。結果那場報告，臺上的穆青泣不成聲，臺下的觀眾哭成一片。
稿子先由馮建修改，再由穆青修改。第7稿改好，穆青再拿出給吳冷西看。吳冷西通過。
穆青讓人把稿子打出清樣，寄給周原，讓他帶著稿子到蘭考校對。一再囑咐：“必須保證全部事實絕對無誤。”
周原帶著稿子到蘭考，正趕上縣委召開公社、大隊、生產隊三級干部會議。縣長張欽禮拿著稿子在大會上念，剛一念就流淚不止，念不下去了。卓興隆接過來念，他哭得更厲害。周原只好自己念，中間幾次哽咽無語。就這樣，一篇稿子換了三個人才念完。在場2000多名干部哭成一片。最后除訂正了幾個人名地點，大家都認為事實全部準確，一致舉手通過。
稿子終于完成了。1966年2月6日，新華社向全國播發了長篇通訊《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
“焦裕祿”震撼了播音員
第一個受到震撼的是中央人民廣播電臺資深播音員齊越。
下午4點多，他匆匆走進錄音室。他過去播錄過各種重要的文章，都是一氣呵成。而眼前的1萬多字的通訊卻讓他幾次讀不下去，聲音由悲壯變得顫抖、哽咽、哭泣，最后索性放聲痛哭起來……齊越擦了下眼淚，走出錄音室，深深換了口氣，勉強抑制住情緒。他重新坐在話筒前，終于以從未有過的激昂、悲壯、真摯的感情將《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廣播出去，傳向千山萬水，傳給億萬聽眾。
中央人民廣播電臺2月7日上午10點向全國全世界播出了長達70分鐘的《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21點重播，撤銷原來的文藝節目和專題節目。2月8日和9日又重播，這在我國廣播史上是罕見的。
與此同時，2月7日，《人民日報》及全國各大報紙，以頭版頭條突出發表了《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隨后，中央各部委，全國各大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區，各大軍區，乃至各地市、縣都紛紛發文件，作出向焦裕祿學習的決定。
焦裕祿打動了千千萬萬人民群眾。
通訊發表后，當時的越南民主共和國主席胡志明讀后深受感動，并于當年6月間用黎農筆名在越南《人民報》上發表文章頌揚焦裕祿。那時胡志明已是76歲高齡。
胡志明在文章中向越南人民介紹了焦裕祿崇高的革命品德與艱苦奮斗精神，他在文章中說，焦裕祿逝世時才42歲，他的生命是短暫的，但是他為了完成黨交付的任務而傾盡了自己的全部精力。胡志明給他這篇文章冠上《中國經驗》的標題，他把焦裕祿的革命精神升華為中國經驗，這不僅是對焦裕祿，而且也是對中國共產黨的贊譽。
“焦裕祿的孩子不搞特殊”
焦守云是焦裕祿的次女，1953年出生，父親去世那年，她11歲。“我們站在父親的‘光環’下，就更要守得住寂寞、耐得住清貧。‘焦裕祿的孩子’這個身份在生活中就像一把尺子，度量著我們的日常行為。這么多年來，我們一家沒有一個在人生的道路上被別人說三道四。”焦守云說道。
“家是最小國，國是千萬家。”家風不正則政風難平，焦裕祿精神與焦氏家風一脈相承。焦裕祿從小就教育孩子熱愛勞動、艱苦樸素。但在子女心里，記得最清楚的一句話是——“千萬不能搞特殊！”簡簡單單幾個字，并不惹眼，但這條家訓，焦家上上下下20多口人都記得。
焦裕祿的大女兒焦守鳳初中畢業沒考上高中，在家閑著沒事干，有人介紹她去當小學教員，有人介紹她去郵政局當話務員，也有人介紹她去當營業員。但是焦裕祿都沒有同意。他說：“年輕人應干點臟活、累活，要找一個體力勞動比較重的職業去鍛煉鍛煉。”最后，焦守鳳到縣食品加工廠當臨時工。上班那天，焦裕祿帶著女兒對加工廠廠長張樹森交代：“我的女兒在這里做臨時工，你們不要以為我是縣委書記，另眼相待，應該對她嚴格要求。請把她安排在醬菜組，這對改造她的思想有好處。”
11歲的兒子焦國慶擠在禮堂門口想看戲，把門的老肖知道了國慶是焦書記的兒子，沒要票就讓他進去了。國慶看完戲回到家，焦裕祿問清了他看“白戲”的情況，十分生氣地說：“你小小年紀可不能養成占便宜的習慣。看‘白戲’是剝削別人的勞動果實。”說著從兜里掏出兩角錢，讓國慶第二天一早把戲票錢送去了。
一天早晨，焦裕祿帶著二兒子躍進到中山南街路西理發店理發。一會兒，6歲的焦躍進著急了，哭鬧著要走。理發師張國貞說：“先給焦書記理吧，他的工作忙。”焦裕祿看看旁邊幾個比他來得早的顧客說：“我還是等一會兒，讓來得早的同志先理吧。”
焦裕祿理完發，又帶著躍進到城關糧管所買面。一位負責人連忙熱情地迎上去說：“焦書記，買糧的人很多，排隊得等一會兒，我給你代買吧。”焦裕祿回答道：“你們不要光照顧我，要想辦法讓來買糧的群眾都不排隊。還有，你們在這個地方搭個棚子，下雨淋不著群眾，天熱曬不著群眾，那不是更好嗎？”買糧的群眾都說焦書記工作忙，幾次讓出位置讓他先買，他還是堅持站了半個多小時的隊，才買了面。幾天后，糧管所在開票窗口前搭起了棚子。
……
“父親生前一直教育我們不能有任何特權思想。他到戲院看到群眾陸續入場，而前三排的位置一直空著，后來知道，這前三排都是給縣委領導留的，而中間最好的那個位置又叫‘前三排排長’，正是給書記留的，父親聽后很痛心，回來專門起草了《干部十不準》，規定任何干部在任何時候都不能搞特殊化。”
《干部十不準》是：（1）不準用國家和集體的糧食大吃大喝，請客送禮。（2）不準參加封建迷信活動。（3）不準賭博。（4）不準揮霍浪費糧食，用糧食做酒做糖。（5）不準用集體糧款或向社員攤派糧款演戲、演電影。誰看戲誰拿錢，誰吃飯誰拿糧。（6）業余劇團只能在本鄉、本隊演出，不準借春節演出為名，大買服裝、道具，鋪張浪費。（7）各機關、學校、企業單位的黨員干部，都要以身作則，勤儉過年，一律不準請客送禮，不準拿國家物資到生產隊換取衣、副產品，不準用公款組織晚會，不準送戲票。禮堂10排以前的戲票不能光賣給國家機關干部，要按先后順序賣票，一律不準到商業部門要特殊照顧。（8）不準利用職權到生產隊或其他部門索取物資。（9）積極搞好集體的副業生產，增加收入，改善生活，不準棄農經商，不準投機倒把。（10）不準借春節之機，大辦喜事，祝壽吃喜，大放鞭炮，揮霍浪費。
焦裕祿的早期革命經歷
焦裕祿出生在山東淄博的一個小山村，自幼喪父，母子相依為命，逃過荒、要過飯、下過礦井。
抗日戰爭初期，日寇、漢奸和國民黨反動派對勞動人民的剝削和壓迫越來越殘酷，焦裕祿家中的生活也越來越困難，他的父親焦方田走投無路，被逼上吊自殺。日偽統治時期，焦裕祿曾多次被日寇抓去毒打、坐牢，后又被押送到撫順煤礦當苦工。焦裕祿忍受不了日寇的殘害，于1943年秋天回到家中。因無法生活下去，又逃到江蘇省宿遷縣，給一家姓胡的地主打了兩年長工。
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后，焦裕祿從宿遷縣回到了家鄉。當時他的家鄉雖然還沒有解放，但是，共產黨已經在這里領導群眾進行革命活動，焦裕祿主動要求當了民兵，并于1946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47年焦裕祿離開家鄉，隨軍南下。為了在沿途做好對新解放區群眾的宣傳工作，大隊黨委要求一中隊在較短的時間里，排演一個反映河南農民在國民黨統治下悲慘生活的大型歌劇《血淚仇》。焦裕祿主動報名扮演劇中的主角王東才。20多天后，《血淚仇》在陽谷縣首場演出。當晚，方圓十幾里的群眾都趕來觀看，焦裕祿激昂悲憤的唱腔，嚴肅逼真的表演，深深地感染了全場觀眾。
1949年春，焦裕祿由淮海前線返回尉氏縣，被任命為大營區副區長，負責剿匪反霸工作。尉氏縣大營區是個有名的土匪窩，是個難啃的硬骨頭和極端兇險之地，曾先后有幾任領導干部被殺害，令許多上任領導望而卻步。為了徹底消滅當地的土匪和國民黨殘余等反動勢力，焦裕祿對土匪黃老三采取了“欲擒故縱”的策略，分化敵人，教育多數，孤立少數，將惡貫滿盈的地主黃老三擒獲并判處了死刑。
“殺了黃老三，大營晴了天，睡上了安穩覺，吃上了心靜飯。”這是那時當地流傳過的一首民謠。
在洛陽礦山機器廠的日子
1953年，國家大規模的經濟建設開始了。這時，黨抽調大批優秀干部，派往工業戰線。焦裕祿懷著無限激情，抱著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崇高理想，從農村工作崗位，來到了洛陽礦山機器廠。
1949年前，焦裕祿只讀過幾年小學，擺在他面前的卻是一個嶄新的、十分艱巨的課題。如何完成黨交給的任務呢？他想：單憑熱情，不懂業務、技術，根本不適應現代化的工業生產。工廠黨委體察到焦裕祿的心思，就派他到哈爾濱工業大學學習，到大連起重機廠實習，他刻苦鉆研、艱辛勞動，努力向老師傅學習。
1956年底，焦裕祿滿載學習成果，回到洛陽礦山機器廠，擔任一金工車間主任，帶領職工投入了緊張的設備安裝工作。1958年春，設備安裝雖然還沒有完全結束，但廠黨委卻已經下達了試制兩米五雙筒卷揚機的任務。當時，設備不全，人員不齊，缺乏經驗。為了突破難關，焦裕祿日夜不離車間，始終和工人勞動在一起，打水、送飯、遞工具、喊吊車，累的時候就把大衣鋪在一條長板凳上合一下眼，經過兩個月的奮戰，我國第一臺新型兩米五雙筒卷揚機順利下線。
1962年冬，焦裕祿受黨的委派來到了蘭考，為蘭考除“三害”工作鞠躬盡瘁，將自己永遠地留在了蘭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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