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藝術作品從總體上講都離不開情感性與思想性,但是,由于語言藝術在揭示人物的內心世界和表現作者的思想情感等方面獨具特點,因而,文學作品的情感性和思想性顯得格外突出。
任何文學作品都包含著作家的主觀情感。文學的情感性越濃烈,越能感染讀者,就越富有藝術魅力。《毛詩序》云:“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于中而形于言。” 實際上,除詩歌外,散文、小說,以及戲劇文學和影視文學同樣是“情動于中而形于言”。托爾斯泰認為:“藝術的印象只有當作者自己以他獨特的方式體驗過某種感情而把它傳達出來時才可能產生。” 狄德羅更是強調“沒有感情這個品質,任何筆調都不可能打動人心” [4]。抒情詩、抒情散文等抒情類文學自然離不開情感性,小說、報告文學、敘事詩等敘事類文學同樣離不開情感性。北宋詞人柳永的代表作《雨霖鈴》(寒蟬凄切),以日暮雨歇的冷落秋景,抒發了戀人依依惜別的真摯而痛苦的感情,將凄涼惆悵之情融于景色之中,使天光水色仿佛也染上了一層離愁別緒,濃郁深沉的情感使這首詞成為千古傳誦的抒情名篇。作為敘事類文學的小說和報告文學等,同樣蘊藏著作家熾熱的感情,只不過在這類作品中一般不常由作者出面來直接抒情,而往往將作者的主觀情感深深蘊藏在文學形象之中,通過形象描繪來傳達情感。例如,報告文學的重要特征是應當具有充分的真實性,內容一般應當在真人真事的基礎上適當加 工,但凡是優秀的報告文學都通過生動具體的藝術形象來表達作者的愛憎情感,給讀者以巨大的感染力,如伏契克的《絞刑架下的報告》、夏衍的《包身工》等均是如此。因此,完全可以這樣說,任何一部文學作品都必須包含著作家的感情。
此外,雖然各門藝術都要表現人的情感,但相比之下,語言藝術比起其他藝術來,更能表現人的豐富、復雜、細膩的情感。在這方面,文學由于采用語言作為媒介,在表現人物的內心情感世界上,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例如,《紅樓夢》第二十七回“黛玉葬花”,以細膩的筆觸描寫了黛玉悲悼自憐的復雜情感。這位多愁善感、天資聰慧的弱女子,在父母雙亡后寄人籬下,只能將自己的悲戚郁憤寄托在身世相類的落花 上,“儂今葬花人笑癡,他年葬儂知是誰?”正是她內心情感的形象體 現。《戰爭與和平》中,女主人公娜塔莎與人私奔后,請求彼埃爾轉告她的丈夫安德烈寬恕自己的行為,彼埃爾聽到娜塔莎發自內心的懺悔和自責后,淚水涌流,他請求娜塔莎不要再說了,這段描寫同樣深深震撼著讀者的心靈。正是由于文學作品能夠深入到人的精神世界,直接披露出人物最復雜、最豐富、最隱秘的情感,使得語言藝術作品塑造的人物形象更加真實、更加深刻。
同時,語言藝術的思想性在深度和廣度上也遠遠超過了其他藝術形式。雖然所有文藝作品總會在不同程度上表現作家、藝術家的審美意識和對生活的認識,從而具有一定的思想性,但在各類藝術中,還是語言藝術的形象最富有深刻的思想性。語言藝術之所以具有這種優勢和特 長,同樣是與它采用語言作為媒介分不開的,因為只有語言才能直接表達人的思想,在直接披露人的思想認識、評價判斷方面具有最強的藝術表現力。當然,文學作品的思想性絕不是空洞、抽象的說教,它應當蘊藏在作品的藝術形象之中,成為作品具有強烈藝術感染力的靈魂。
古今中外一切優秀的文學作品之所以成為不朽的藝術精品,都在于將高度的思想性和高度的藝術性有機地結合在一起。曹雪芹的《紅樓 夢》,巴金的《家》《春》《秋》,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巴爾扎克的《人間喜劇》系列社會小說等,都出色地展現了整整一個歷史時期廣闊而復雜的社會現實生活,提出或回答了那一時代人們普遍關心的重大社會問題。作家總是通過鮮明生動的藝術形象來表述出自己的認 識、判斷和評價,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生活的哲理或社會發展的歷史規律。除了鴻篇巨制的長篇小說外,其他文學作品包括詩歌和散文,也同樣需要思想性和藝術性的高度統一。范仲淹的散文《岳陽樓記》,在生動描寫洞庭湖風光的同時,也表達了作者“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高潔情懷;意大利詩人但丁的《神曲》,以新奇而豐富的想象描寫了詩人在地獄、煉獄、天堂三界的游歷見聞,反映出處于新舊世紀之交的這位偉大詩人的人文主義思想。甚至在一些短小的山水詩或抒情詩里,也同樣寄寓著詩人的思想情感與生活哲理。例如杜甫的五言律詩《望岳》,生動地描寫了詩人對五岳之首泰山的敬仰熱愛之情,結尾兩句“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又富于哲理性和象征性,蘊藏著耐人咀嚼的思想意蘊。蘇軾的七言絕句《題西林壁》也是一首內涵豐富的哲理詩,詩人從他游廬山所得的獨特感受中,悟出“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的道理,使這首含蓄蘊藉的小詩讀后令人回味無窮。
還應當特別指出,在文學作品中思想性和情感性二者的關系極為密切。文學作品的思想性總是被情感所包裹并通過藝術形象表現出來的,只有將情感滲透在思想里的作品才具有震撼心靈的藝術魅力,使讀者在激動不已的同時去深入領會作品蘊藏的思想內涵。另一方面,文學作品的情感性也離不開思想性,因為這種情感往往是在理性的指導下才具有特定愛憎情感的傾向性。所謂傾向性,其實就是作家的愛憎褒貶體現在文學作品中的思想藝術屬性。顯然,文學作品中的思想性和情感性二者相互滲透、相互融會,成為一切文學作品所不可缺少的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