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石窟姊妹”將走向何方？云岡龍門兩大“掌門”有了新謀劃
頂端新聞記者 張弋
塞上關隘旁，巍巍云岡，真容巨壯;巃嵸雙闕間，泱泱龍門，石刻巔峰。
公元460年，隨著北魏文成帝拓跋睿一道圣旨，沙門統曇曜帶領曾開鑿過多個石窟寺的僧匠們來到北魏首都平城(今山西大同)，用了5年時間，完成了云岡石窟一期工程曇曜五窟。
云岡石窟
曇曜五窟完工28年后，孝文帝遷都洛陽之際，龍門石窟開鑿工作便開始了，開始了之后歷經東魏、西魏、北齊、隋、唐等朝代400余年的藝術創造。從云岡到龍門，多元文化在此融匯，千年文脈得以傳承。
龍門石窟
石窟寺的誕生是偶然嗎?從文化傳承角度來看，這兩大石窟寺存在著怎樣的關系?怎樣才能把傳承千年的石窟藝術傳遞給更多的人?在“云上龍門牽手云岡”系列直播收官期，龍門石窟研究院院長史家珍與云岡研究院黨委書記張焯給出了答案。
龍門石窟接續云岡輝煌，“石窟姊妹”傳承中華文明
云岡和龍門這兩大世界文化遺產石窟寺，兩者相隔千里，但它們卻有一個共同點，都誕生于北魏時期，是當時的皇家工程。
在史家珍看來，石窟寺是古代光輝燦爛文明的集中體現，是中華文明和其他文明交流互鑒的實證，在各類文化遺產中，石窟寺文化獨樹一幟。
他認為，龍門石窟包含了北魏和唐代的石窟，其中的北魏石窟是云岡石窟的繼承，因此可以說，龍門和云岡是兄弟倆，證明了中華文明的綿延不絕。
龍門石窟夜景
“人們都知道，中國有三大石窟，敦煌、龍門和云岡，但其實這三大石窟不完全一樣。”張焯說，“云岡和龍門最接近，像姊妹一樣。云岡先誕生，龍門接續輝煌。”
張焯介紹，北魏用了70年的時間，開鑿了東西長達一公里的254個洞窟，保存了59000多尊佛像，是佛教藝術的世界級寶庫。從全國石窟寺建設來講，云岡石窟掀起了中國北方石窟寺建設熱潮。
“向南有太原的天龍山石窟、河北的響堂山石窟、河南的龍門石窟和鞏縣石窟，向東還有遼寧義縣的萬佛堂石窟，向西的石窟主要集中在甘肅，例如慶陽北石窟寺，天水麥積山石窟，武威西邊的天梯山石窟以及著名的敦煌莫高窟。”
鞏義石窟寺
佛教早在東漢年間就傳入中國，為何東漢沒有石窟寺的蹤影?
張焯認為，石窟寺是隨著社會發展、民族遷徙以及人民信仰等多方面因素形成的。在中國歷史上，曾經有過三次大的格局分裂時期，分別是春秋戰國、魏晉南北朝和宋遼金元時期。戰亂不休，導致民族融合加劇，反而推動了中華文明大踏步發展。佛教文化成為中華文化的一部分，正是從魏晉南北朝開始的。
史家珍說，鮮卑族是一個善于思考的民族，他們認為，佛教可以為我所用，為政權所用，因此提出了“人主即佛”的理念，讓百姓對皇帝產生敬畏感，因此云岡和龍門都是作為皇家工程出現的。
從云岡到龍門，“西來”佛教逐步走向中國化
云岡石窟是1500年前中西文化交融的見證者，第18窟里釋迦佛大弟子迦葉的歐羅巴面孔就是最好的例子。而“老家”遠在印度的飛天出現在龍門石窟賓陽中洞，同樣是中西文化交融最好的實證。
史家珍介紹，遷都洛陽的孝文帝，在儒家文化的熏陶下，開啟了全面的漢化改革，開始追求中原藝術，因此龍門石窟古陽洞、賓陽洞都是中原風格。
“拓跋宏推進文明進步和民族融合，他遷都洛陽，首先就要融入中原，因此削弱了人主既佛的主導思想，開始追求藝術水平。”他說，“唐帝國最強大的并不是軍事和經濟，而是文化，整個社會的文化修養都達到了很高的程度。武則天為了當皇帝，把北魏對佛教的駕馭方式實行了“拿來主義”，她根據自己的容貌儀態雕刻的盧舍那大佛就是最好的例子。”
龍門石窟最美觀音像復原
在張焯看來，之所以說云岡石窟是世界級的藝術寶庫，其實就是因為它是犍陀羅藝術進入中國，生根發芽的直接體現。而犍陀羅藝術又緊密地和印度文化、希臘藝術、兩河流域藝術，甚至可以推演到埃及藝術，是世界藝術的組成部分。
在中國漫長的封建時代，曾有五次中西文化交流的高潮，分別是漢武帝時代張騫出使西域，西漢設立西域都護府、北魏太武帝五千騎兵出使西域、唐太宗派大將侯君集占領新疆、成吉思汗占領修西域以及乾隆把新疆重新收回祖國的懷抱。“這五次中西文化交流對中國歷史文化發展產生了巨大影響。”
張焯說，在第二次中西文化交流高潮時，佛教就開始大量進入中華，逐漸成為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他認為，從犍陀羅式的藝術造型，到中國人喜愛的仙風道骨的形態轉變，就表明了佛教從西方藝術逐步走向中國化。
多學科高科技手段，保護祖先留下的燦爛文化
2017年，云岡石窟第3窟的9.93米的主尊大佛和兩側約6米高的觀世音菩薩、大勢至菩薩出現在青島，是全球首次運用3D打印技術實現的大體量、高精度文物復制，讓青島市民足不出戶就領略到了千里之外的石窟魅力;龍門石窟研究院近年來也成功還原了賓陽中洞頂壁蓮花藻井、最美觀音像等珍貴文物。
史家珍說，如何把石窟寺文化研究好、弘揚好、傳承好，是他近年來一直在思考的問題，因此他提出了“三多”理念，即多部門參與，多學科合作以及多種先進技術手段應用。因此，龍門石窟研究院近年在石窟寺數字化保護方面也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云岡石窟第3窟大佛“落戶”青島
張焯介紹，中國的石窟寺研究始于上個世紀初，不管是云岡還是龍門，都是日本人最早開始研究的。侵華戰爭期間，日本京都大學遺址考察隊在云岡住了七年，戰后，他們出了一套規模為16件32本的叢書，成為當時云岡研究的頂峰。
“因此世界學術界形成了一個云岡在中國，研究在日本的觀點，這對我們中國人來說是奇恥大辱。”張焯說，“宿白先生跟我認真談過這個問題，所以對云岡石窟的研究，我們要下大力氣。于是我們用了七年的時間，編輯出一套20卷本的云岡全集，從全面性、系統性、科學性方面超越了70年前日本出的那套叢書，我們覺得是做了一場爭氣工程。”
龍門石窟奉先寺北壁佛像虛擬復位3D高精度復制像
在張焯看來，通過高科技手段采集的海量數據，不光實現了文物的數據存儲和虛擬博物館建設，更實現了洞窟復制，這個石窟寺人多年的夢想。目前云岡已經復制出了第3窟、第12窟和第18窟，成為世界上最大體量的文物復制工程，這是文物保護上找到了一條嶄新的科技之路。
史家珍說，龍門石窟的數字化成果必須要進行轉化，要把考古成果結合歷史、文化、宗教后進行深入研究，只有通過深入研究，才能充分發掘文物的信息和價值，才能把我們老祖宗留下來的優秀傳統文化遺產進行充分的釋放。
“如何讓文物活起來，讓文物惠民，我認為我們應該讓每個人都能感受到龍門石窟燦爛輝煌的藝術魅力，從中汲取到古代最高水平的藝術素養，然后提升人們的文化修養，這才叫真正的惠民。”史家珍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