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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 2025-07-01
歲暮云矣增離憂,不道流年暗中換。
時既歲暮,感懷良多。或許是以明朝衣冠為背景設定的熱映劇集《九重紫》剛剛播放完最后一集,也或許是在歲暮時節(jié)的故宮里,看到了那么多身著明朝衣冠的游客。錦繡斑斕的蟒龍與飛魚,翼善冠上蟠繞閃爍的金龍,冬日薄陽下,熹微晨霧里,在朱紅宮墻與雕欄玉砌的掩映下,當真有一種異代時空穿越之感。因此,歷代寫歲暮的詩句車載斗量,卻偏偏讓人想起了這句明朝詩人江源詠歲暮的詩句。
《九重紫》劇照。
歲暮者,天道之終也。仿佛時間也隨著歲暮一并走到了盡頭。但盡頭的前方卻并非無盡的空虛,因為歲朝正等待在那里,那是天道的起始,是生氣的復歸,就像一條歲暮潛入地底的黑蛇,在經歷了漫長的冬眠后,蛻去舊日衰朽的黑皮,以妖嬈的身姿靈巧地爬上地面,用明媚青翠的鱗甲將周遭的一切染成一派青蔥,送行的靜穆會變成迎接的歡欣,歡迎這歲朝的青蛇,鉆進人的腦髓肺腑,攪動起春情蕩漾。
歲暮與歲朝的相連,是終與始的輪回,一如凜冬的飛雪化作陽春的飛絮,照著積雪的冷月化作映著溪流的暖陽,即使等待得再久,該來也總會到來。被殷憂縈繞的人心,也總會被歡欣所包裹,但悲與喜,憂與樂之間,總不能大起大落,就像蛇蛻去暗黑的舊皮,是因為青翠鱗甲早已在內里滋長。就像冬至之日,雖是夜最長而陰最盛的一天,然而,滋生萬物的元陽之氣,也在這一天萌發(fā)。
這初萌的元陽之氣,當然不會像盛夏驕陽一般熾烈如火,讓凜冬積雪煥然消逝,就像明人詩中所描繪的那般“冬至陽生春又來,百花輦路為蒼苔”,可能僅僅是寒石上的幾許回綠的苔蘚,抑或是藏在積雪底暗自生出的花芽。隆冬厲風,萬物頓挫之間,這一點點生機,卻總能使人眼目生明——最能讓人感到人之所以為人,著實是因為眼眸里映出的不是一團黯淡的死寂,而是總能尋到生命的光華,由外而內,觀照自己悅動的內心。
明代的歲暮,自然有一番特別的氣象。壁上鐘馗,翹眉瞠目,虬髯亂發(fā),如舞動的狂蛇,驅逐著那令人心寒的邪祟。孩童騎著的綿羊,口中正吐出五彩陽氣,讓那陳設在案頭的水仙,都似受了這陽氣的培護,在這寒冷的冬日,竟綻出了幾星芽苞。
驅邪、納祥、生香,歲朝清供,供養(yǎng)的正是這幾許凜冬中的生機——誠然,它們并非自然的造物,而是人工刻意為之的生命,就像神龕中人造的神祇,坐享同為人造的香火供養(yǎng)——盡管這好似涂抹了某種黑色幽默的寓言,但那供養(yǎng)的并非虛幻的希望,而是不滅的生機,就像那地底冬眠的蛇,即使凜冬長夜,暴風驟雪,也未斷絕那等待醒來的一線生機。
無因并寫春風恨,一寸相思一寸灰。
且來看著畫中大明的三個歲暮。
撰文 |李夏恩
1534 · 嘉靖十三年
寒林鐘馗
仇英、文徵明《寒林鐘馗圖》
鐘馗瑟縮著脖子,頭戴烏紗的兩根高翹的帽翅,似乎都因寒冷在微微抖動著,但祂的臉上卻并沒有一般鐘馗的那種暴怒獰惡的表情,而是左顧右盼,仿佛是在欣賞這蕭索寒林中的景致,又像是找尋著暗藏的鬼魅。祂的腰間插著笏板,標記著不容置疑的官員身份,但一襲素衣卻讓這位鐘馗不似驅邪斬鬼的兇神,更像一位周覽山水的文士。
鐘馗驅鬼,原本出自六朝之時《太上洞淵神咒經》:“何鬼來病主人,主人今危厄,太上遣力士赤卒,煞鬼之眾萬億,孔子執(zhí)刀,武王縛之,鐘馗打煞,得便付之辟邪”,這則道教經文中描述的太上派遣鐘馗打鬼的情形,不知何時被安在了唐玄宗的頭上,《唐逸史》與《夢溪筆談》中被鬼惱病的主人成了唐玄宗,“破帽藍袍,角帶朝靴”大鬼在夢中現(xiàn)身,“捉小鬼刳其目,劈而啖之”,當唐玄宗問起祂的名姓時,大鬼答道“臣終南進士鐘馗也。武德中應舉不第,觸階而死,得賜綠袍以葬,感恩發(fā)誓,為除虛耗妖孽之事。”吳道子則將其畫成圖像,用以辟邪。這則鐘馗故事無論怎么看,都像是上岸不成考公落榜生,枉死后也要跑到領導夢里表忠心求取入編的悲劇,但鐘馗既然終于有了御賜的官身,便也成了有編制的打鬼真神。自北宋開始,便有除夕日皇帝御賜東西府執(zhí)政高官鐘馗像的制度。明代更為盛行,晚明文震亨《長物志》“懸畫月令”一條記載“十二月,宜鐘馗迎福、驅魅嫁妹”。
文徵明與仇英合作的這幅《寒林鐘馗》正是繪制于除夕日,與坊間流傳的舞刀弄劍的鐘馗像迥然有異,題款中“戲作”二字似乎可以用來解釋這本是文人的游戲筆墨,當不得供案香火前降妖伏魔的真神。但仔細環(huán)顧鐘馗四周的寒林,卻會產生一種別樣感觸——頭上寒霧彌漫,腳下亂石溪流,周遭古木蕭然,枝丫橫斜,盡管畫中沒有出現(xiàn)一只鬼魅,但此情此景,倘使真有某個厲鬼從石下樹后跳將出來,也不會讓人感到驚奇。
玄機或許就藏在題款之中——“甲午”二字顯示著這幅畫繪于嘉靖十三年。對身逢此年的明朝人來說,這一年確實猶如行于寒林之中。
上年冬月,被視為京師“肩背之地”的北方邊防重鎮(zhèn)大同突發(fā)兵變。城內士卒因為惱恨總兵李瑾治軍嚴酷,攻進總兵府殺死李瑾,并縱火焚燒府邸和都察院。盡管這場叛變起勢洶洶,但規(guī)模并不大。巡按監(jiān)軍蘇祐聞訊星夜趕回大同,看到“城上相望者猶迤邐也。余乘馬過四街,老稚俯伏左右,頂水爐香者不可勝數(shù)”——參與兵變者只是極少數(shù),并未引起大同城內騷亂,秩序依然平穩(wěn)。都督僉事孫允中也與巡撫潘仿、戶部督餉郎中詹榮等布置官兵,誅殺了十幾名叛卒,并逮捕了為首的叛卒王寶等七十余人。這場兵變本來可以到此為止,但朝廷傳來的消息卻像一場風暴,將已經落地的積雪,再度卷起,終至漫天暴雪。
兵變的奏報傳至京師,因為事態(tài)已經明朗,所以時任兵部尚書的王憲認為“大同兵未必全叛”,當只懲首惡,其余不問,以安撫為要。但掌握內閣實權的大學士張孚敬卻堅決要出兵嚴剿,并奏請嘉靖帝給予自己的親信宣大總制劉源清以隨宜處置的大權。張孚敬是嘉靖初年“大禮議”事件中站在嘉靖帝一方而獲得圣寵,極速升起的一顆政壇明星,也是嘉靖帝刻意用來牽制朝中文官集團的一枚心腹工具。平定如此一場事態(tài)已經明朗的小規(guī)模兵變,軍功立至,圣寵也會更加牢固。因此,在張孚敬的慫恿下,憤怒的嘉靖帝令宣大總制劉源清率兵平叛。兵臨城下的劉源清盡管對城中局勢心知肚明,卻在接獲了潘仿與孫允中捕獲的叛兵后,依然拒絕了大同官紳安撫為重的請求,定要開刀見血。
大同城外“橫尸枕藉”,屠城的謠言不脛而走,終于激怒了大同鎮(zhèn)城的全體兵卒。將一場小規(guī)模的兵變升級為大同全城的叛亂。叛兵決定嬰城固守。當時序來到嘉靖十三年那個寒冷的暮冬時節(jié)時,雙方在城下展開了鏖戰(zhàn),為了對抗朝廷大軍,叛亂士卒與當時正在邊境窺伺的蒙古頭目聯(lián)絡,原本原來防御外患侵擾的大同重鎮(zhèn)主動開門揖盜,這正中蒙古首領阿勒坦汗的下懷,趁火打劫。
蒙古軍的加入,讓大同的局勢變得更加復雜,劉清源率領朝廷大軍在叛兵與蒙古軍的夾擊下大敗,“傷殺蔽野。永命積而焚之,骨約三數(shù)車”。蒙古軍隊更抄掠朔、應諸郡,邊境陷入一片戰(zhàn)火之中。
盡管這場兵變最終以安撫告終,但結局卻慘烈異常,“是役擊殺游擊曹安、千戶張欽等數(shù)人,士女千八百人,避虜及驚失者千余人,其余擅殺埋掩者,不可勝數(shù)。毀室廬以萬計,財貨草糧稱是相等,民不堪命甚矣”。
叛卒與蒙古騎兵的媾和,猶如鬼魅與山魈的勾結,大明王朝正如行走于寒林亂石之間的鐘馗,四周皆是時隱時現(xiàn)的鬼魅,朝堂上剿撫之爭,一如畫中鐘馗袖手無措,四顧彷徨——祂的腰間沒有懸著斬鬼的寶劍,也沒有人知道祂的袖籠中是否藏著一柄足以克敵致命的短刀匕首,祂只是行走在這無盡的寒林中,危機或許并不僅僅來自于鬼魅,更可能是寒林本身。
1628 · 崇禎元年
綿羊太子
緙絲《九陽消寒圖》,故宮博物院藏。
“冬至節(jié),宮眷內臣皆穿陽生補子蟒衣,室中多畫綿羊引子畫。”
劉若愚自然穿過這“陽生補子蟒衣”,也曾在室內掛上“綿羊引子”畫,但如今他卻只有一身囚衣,抬眼望去,囹圄內四壁蕭然,他只能在回憶中幻想那曾經擁有的一切。
盡管這回憶并不美好,因為那華貴的蟒衣與“綿羊引子”畫,太多地與那個剛剛倒臺的前朝首惡,權傾天啟一朝的九千歲魏忠賢聯(lián)系在一起了。而他自己也因為受到牽連,淪為囚徒,劊子手的斧鉞正加在他的頸子上,而這本《酌中志》是他求生的唯一希望。
或許劉若愚的初意只是想自辯,但《酌中志》卻最終寫成一部明宮生活史。冬至節(jié)的“綿羊引子”即是宮中生活瑣碎中的一個碎片。“綿羊引子”又被稱為“綿羊太子”,就像畫面上描繪的那樣,那是一個衣著華貴的童子,騎在羊背上,肩挑一枝梅花,梅花梢頭懸著一個鵲籠,羊口中吐出一道云氣,這便是所謂的“綿羊太子”。
綿羊太子的雛形,原本是佛教經典《太子瑞應本起經》中釋迦牟尼七歲乘羊車詣師門的典故。密教中六位護法神六拏具中波啰拏便是童子騎羊之相,寓意資福。至于羊本身,在古代本有吉祥之意,口吐云氣,取其諧音便成了“陽氣”,正合冬至“一陽始生”之意,加之梅枝鵲籠所謂“喜上眉梢”的諧音梗,讓這綿羊太子成了一幅匠心獨運的歲朝吉祥畫。
寓意吉祥,這自然是明代宮廷好尚,但仔細觀看畫上童子的裝扮,“狐帽、膝襕曳撒、比甲”,就會發(fā)現(xiàn)這位太子并非漢人裝扮。生活在晚明時代的人們,或許早已忘記了,這原本是被明朝逐出中原的蒙元人的衣著,曳撒本是蒙元騎射慣穿的辮線襖演變而來,而比甲,則是元世祖皇后察必所創(chuàng),“(后)又制一衣,前有裳無衽,后長倍于前,亦無領袖,綴以兩襻,名曰比甲,以便弓馬,時皆仿之。”
元刊本《事林廣記》中身著辮線袍的射箭人。
盡管明朝開國之君朱元璋,建政伊始,便打出衣冠復漢唐之舊,“胡服、胡語、胡姓一切禁止”的漢族正統(tǒng)主義旗號,但實際上,被明朝驅逐的蒙元服飾,卻堂而皇之地流行于大明朝野之中,并且成了宮內懸掛的“綿羊太子”的衣冠袍服。甚至騎羊童子的形象,都與匈奴蒙元小兒騎羊放牧的風俗一脈相承。
劉若愚當然意想不及,那畢竟是太過遙遠的前朝,倘使說他與當時整個大明所關切的重點,應該是與蒙古聯(lián)合的“建虜”,在北方秣馬南侵的后金。十七年后,在張貼綿羊太子的宮殿里,來自北方的年少帝王在這里登上了皇位,他與占據(jù)前明帝都的族人所穿的衣冠,像極了那位綿羊太子,仿佛只是畫中的吉祥圖案,成了這座禁宮中的現(xiàn)實。
這位新朝天子,屬虎。
1650·永歷四年-順治七年
水仙
陳洪綬繪《水仙扇面》。
那年寒冬,水仙在閃亮的金屑中展開柔韌的長葉,開出了繁密的花。
這一年陳洪綬五十三歲了,年過半百,但狂性未減分毫。那盡快爽利的筆墨,一頓一挫,都顯出一種桀驁不馴之態(tài),就像這水仙,看似嬌柔,卻是從堅硬的石頭中生出來的。
“此華韻清冷,開與梅華俱。卻如孤性客,喜與高人居”,在早年前的一幅《水仙靈石圖》中,陳洪綬如此題句。那時,他方過而立,尚有大把年華可供揮霍。而他的名聲也已傳遍大江南北,“畫獨有奇氣。崇禎年間與北平崔青蚓齊名,號南陳北崔”——年少成名,讓他有資本去傲視公侯,做一個水仙一般的清冷孤僻的高士。
水仙本就有高潔之名。是歲朝清供中的妙品。黃庭堅將水仙許為洛神,“凌波仙子生塵襪,水上輕盈步微月”。楊萬里則贊此花“韻絕香仍絕,花清月未清,天仙不行地,且借水為名”。陳洪綬最心許的愛水仙之人,當屬趙宋宗室趙孟堅。在他的一首《偶感》詩中,他如此寫道:
“孟堅寂寂掩柴門,孟頫軒軒作狀元。國破筆端傳恨處,水仙須學趙王孫。”
南宋趙孟堅繪《水仙》。
詩中典故,在陳洪綬的時代,可謂眾人皆知。那是元人《樂郊私語》中的一則軼事,南宋覆亡后,作為趙宋宗室的趙孟堅決意不與新朝合作,退隱居州,以舟泊詩賦為事,而他的堂弟趙孟頫卻投靠新君,扶搖直上。當趙孟頫慕名前來拜訪時,孟堅“閉門不納。夫人勸之,始令從后門入”,待二人坐定,趙孟堅問道:“弁山,笠澤近來佳否?”趙孟頫答道:“佳。”趙孟堅回道:
“第奈山澤佳何!”
趙孟頫聞言慚愧拜退,他走后,趙孟堅便令仆人“濯其坐具”,其不與貳朝之臣名利中客同污,其高潔一如水仙。
但陳洪綬畫下這幅水仙時,明朝也已如雪山消逝,如今,大部分江山邁入了新朝的時序已有七年,只有西南一隅還在苦苦支撐著前朝的余氣——盡管那里是陳洪綬內心所忠之地,但距離他所身在的江南已是千里萬里。對他和眾多忠于前朝的遺民來說,這一年是永歷四年,而非順治七年。但這也只能是私下的尊崇,公開里,他固然不愿題寫新朝年號,卻也只能在畫上以干支紀年“庚寅”來隱晦地表達自己的不屈——因為他深知公開使用大明永歷年號,會付出怎樣慘痛的代價。
“兵戈中得此良少。洪綬。”
在畫中的題詞最末,陳洪綬如此寫道。
就在他畫下這幅水仙的這一年,那座幾經兵變叛亂的北方重鎮(zhèn)大同,剛剛結束了一場長達八個月的兵變戰(zhàn)亂。盡管在七年前,面對李自成率領的反明大順軍,這座城市幾乎未加抵抗便開門迎降,并在清軍入主北京后,便順水推舟地投入新朝麾下。但新朝嚴酷的剃發(fā)令卻讓這座在前朝以兵變叛亂著稱的城市,再度舉兵造反。當年開城投降李自成的姜瓖,這一次卻“以明旗號”,使用流亡滇南的南明小朝廷永歷的年號。
城內,是大明永歷三年;城外,是大清順治六年。
這場大同反清復明的兵變盡管聲勢浩大,但在清軍的圍剿下,以慘烈的結局歸于敗滅。“大軍過后,必有兇年”,一如古代圣者所慨嘆的那樣。“大同、朔州、渾源三城,已經王師屠戮,人民不存,兼之附郭鄉(xiāng)村逃亡殆盡”。清廷委派的宣大總督佟養(yǎng)量抵達這座戰(zhàn)后劫余的城市時,他看到“廬舍灰燼,田野荒蕪,一莊之民,僅存十之一二,衣不蔽體,菜色堪憐”。
一向憂心國事的陳洪綬想必知曉此事,兵戈亂離,他早已深有體會,四年前,清軍南下,浙東淪陷,大將軍撫軍固山額真早已得聞陳洪綬大名,“從圍城中搜得蓮,大喜。急令畫,不畫;刃迫之;不畫;以酒與婦人誘之,畫”——對陳洪綬而來,屈服于醇酒美人,比屈服于新朝刀兵金帛要更加高貴,這也是他在保住性命的同時捍衛(wèi)士人尊嚴的極限了——他畢竟不是一位反抗者,便只能在畫中寸紙之上掙出一片高潔的天地,那山石中的水仙便是證明——它質性高潔,但葉片卻長而柔韌,恰如陳洪綬后半段的人生。
是的,他看過那些寧折不彎之人,他的老師劉宗周與黃道周,在鼎革之變中,一絕食死,一被捕殺死;還有他的姻親王毓蓍、友人祁彪佳、祝淵,或蹈水自沉,或自經殉難——但他,陳洪綬活了下來。在他的親友殉志殞身的水中,他活成了一株水仙。
就在他畫下這幅水仙的三年后,這位長年浪跡的人,忽然回到了故里,一天,他趺坐在床上,瞑目欲逝,家人知道他即將離去,環(huán)繞著他慟哭起來,他卻勸誡他們不要哭,“恐動吾掛礙心”。
就像端然于石間的水仙在寒冬歲暮最后一次開出了好花,陳洪綬“哺喃念佛號而卒”。
作者/李夏恩
編輯/李陽 張進
校對/薛京寧 劉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