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南京大學的鐘志民遞交了一份退學申請，上面蓋著油墨般稚嫩的指紋，院系公章淡得幾乎看不清。他本人身影頓時變成那年全國大學生最議論不休的符號——有人研究，有人質問，也有人模仿。他站在南京冬季灰藍的天光下，頭發(fā)沒梳理齊，耐不住地往褲腳蹭了蹭泥巴。他不是普通意義上的草根，準確說，從一開始，他就沒那么“普通”。因為，他的父親鐘學林，是共和國同齡的革命元勛。鐘家三代紅，身份像一道刀割般的烙印，打在他身上揮之不去。

鐘志民小時候，他家的院子比鄰居大一倍。飯桌上流傳的是紅軍長征的傳說，田野里流傳的是他家干部子女該有的樣子。父親從十四歲當上紅軍，能講出山西汀襄、東北抗聯(lián)和遵義城邊那些摸不清頭腦的傳奇事，也能用一口普通話夾著江西腔督促他背《為人民服務》。鐘家飯桌上沒有人反對送孩子上大學，或許大家都覺得，這是老一代人辛苦換來的代際榮光？

可那年插隊，鐘志民第一次覺得不舒服。沒幾個月，他帶著并不堅固的理想主意，借父親的關系調出了農(nóng)村隊，參軍去了。不算光面，但順理成章，好像一切都安排好。1972年，他順藤摸瓜又借了關系，上了南大，讀的是政治系。同屆人談論工農(nóng)兵學員入學資格都要壓低嗓門，私下里說得不明不白，可是在鐘志民眼里，特權的影子，并不比一張錄取通知書輕。

1973年夏天，鳳凰山鐵礦彌漫著鐵銹和煤塵。鐘志民練習錘子，卻總是走神，一直琢磨一封《人民日報》上提到的毛主席親筆信。信寫給福建莆田的李慶霖老師，說到上山下鄉(xiāng)的青年之困，配上一筆三百元慰問。那場面在知青群體間炸開鍋，國務院隨即發(fā)話，說有些干部子女其實沒有真下過鄉(xiāng)。這聲音像煙一樣，鉆進南京校園里一間一間宿舍。鐘志民反倒坐不住了呢，他開始想：自己這一路是不是也都走偏了路數(shù)？

后來，回福州探親，他用小半夜的時間翻來覆去和父母講自己的心事。他說，想退學。父親身體還好，母親沉默，老兩口神情復雜，不動聲色地同意了。那晚鐘家飯菜富余，卻沒一個人動筷。他小時候沒多想過這些事，現(xiàn)在卻讀懂了一種“家事國事天下事”的無奈。

鐘志民站在瑞金生產(chǎn)隊，凌晨霧氣里草尖都沾了露水。他悄悄摸進村口那家三合院時，村民們都還沒起床，只有遠處雞鳴。那種從心底升騰的愧疚讓他滿心發(fā)麻。兩行決意，像他父親說過的刀口舔血，壓在紙上。回南京后，他一點一點打點好行李，違反規(guī)定地把自己的所有想法都和系領導攤開，不留余地。遞交退學報告那天，他寫了好幾稿，詞句反復雕琢，最后干脆破罐子破摔，全都攤到底。有人在文件柜后竊竊私語，有人臉上寫滿質疑，他還是咬著牙，把退學的理由上升到了路線路線的高度，而且，寫得比大多數(shù)人都“左”。

這份申請上到南京大學的領導案頭，引起了一場不小的慌亂。校方最初私下討論，以為他圖名圖利，是為了別的什么權宜之計。幾番談話后，他們意外發(fā)現(xiàn)，這小伙真就不帶猶豫。又開會、又請省教廳來人，談得天昏地暗，最后甚至不得不上報中央。江蘇省派了兩位干部過來，不聲不響地和鐘志民單聊幾次，把他的故事全程記了下來。此事一路向上，竟然驚動了北京人民大會堂，對此誰都沒料到。

周恩來總理收到材料時，資料詳細得像部“小傳”。他在辦公室踱步，再三權衡，最后點頭批示：同意鐘志民退學。“路線問題”，幾個字成了社會討論的風口浪尖。南京大學火速通知，開會定基調，輿情里藏不住紛雜的聲音。

1974年1月18日，《人民日報》正式刊登了這份退學報告。整個校園都在看，食堂窗口人都排成長龍，沒人去盛菜，有人拿著報紙就站在門外。評論像洪水一般涌出來：有人說這孩子敢擔當、有人說還不是走了關系又回農(nóng)村，反正沒人能把道理爭明白。最妙的是，幾乎每個人都信自己看得最清楚，有人甚至頭腦發(fā)熱要效仿。

潮水很快蓋過了鐘志民個人。很多高校跟風，北大、清華也有學生遞交了退學申請，有膽大的甚至班級里一塊退。教育主管部門各自為政，有的說學鐘志民好，有的怕退學成“潮”，叫各校慎辦。山東還出了全班申請退學的“新聞”，院長差點氣得請心血管醫(yī)生。有人私下傳：其實不知道該咋整！

報道越寫越多，故事越說越離譜。光明日報也跟進，社會學者組團討論工農(nóng)兵學員制度該留還是改。這些事，再加上媒體渲染，鐘志民很快成了全國最有名氣的“退學生”。連江西瑞金也有鄰居主動找他拉家常，為打聽點內幕消息。

這一場熱潮卷得滿天風聲。有的高干子弟看到鐘志民“回農(nóng)村”，開始懺悔自己的特權地位，也有學生原本就想考學，忽然又怕政策變。有人還悄悄寫信到家，說現(xiàn)在不敢輕易退學，老師像是都當成了負面典型。

社會越來越亂，看似公平其實充滿復雜。鐘志民本人倒是被安排進了縣里一個不顯眼機構，話說得不好聽點，他到底還是沒當農(nóng)民。同批退學的，有些真下了地，有的悄悄又重回體制。有個女孩兩年后寫信說，后悔沒堅持留校，才知農(nóng)村生活苦。如此反差，街頭巷尾都在聊。退學這玩意，真能一刀切？誰也說不準。

鐘志民提拔極快，半年后進副科，一年后當了縣干部。網(wǎng)上流傳他是憑個人能力上位，也有人不信，說這不過是“關系戶”的隱性報償。輿論一波接一波，網(wǎng)上還有匿名文章分析他的升遷軌跡，“開局靠爹、后面靠風口”，純屬一派。但說到底，有沒有巧合也沒人能理清。

調查組下了兩次縣，對他的任職流程盤查到底，也沒查出明面上的問題。有人覺得，這調查或許還是做做樣子。畢竟體制里什么熱鬧都不算意外，一時間“鐘志民現(xiàn)象”成了新一輪議論焦點。話說回來——其實真有人查得清么？多數(shù)只是摻和摻和罷了。

1976年，“風暴”席卷全國，鐘志民的父親意外失勢，仕途直線滑落。嘲笑和同情一起撲了過來。鐘志民很快被調往偏遠小鎮(zhèn)，職位邊緣得幾乎沒人能記得。旁觀者紛紛說這就是“風水輪流轉”，而鐘志民自己，不過是沉默著做了一回小吏。大家懶得再八卦，日子還是照常過。

這一切之后，社會真有誰因此大徹大悟嗎？沒人敢拍胸脯保證。倒是恢復高考帶來新氣象，許多當年自動退學的老同學再卷回來，埋頭準備新一輪考試。鐘志民自己呢——他沒有再考大學，也沒說清楚理由，終究留在了原來那個小縣里，一頭扎進基層瑣事。從前風頭最勁的“退學英雄”，一朝成了草根里的小角色，甚至連媒體都懶得再提他姓名。有人覺得他沒本事東山再起，有人說他隱忍等待機會，眾口難調。

鐘志民的整個經(jīng)歷，時隱時現(xiàn)地剝開了特權、體制和公平這些大詞的“包漿”。人們曾經(jīng)熱烈地模仿和嘲弄過他，后來又迅速將他歸于“過眼煙云”。他的故事并沒有結尾，生活也不需要宏大敘事，每個節(jié)點背后不過是一地雞毛。他既是幸運兒也是局外人，機會、關系、勇氣、悔意，每個人想得都不一樣。至于那幾年攪動全國的退學浪潮，最后只是讓一群人發(fā)現(xiàn)，誰也說不清到底誰得利誰吃虧。現(xiàn)實的真相遠沒有新聞標題那樣簡單，也沒教科書或者戒律。沒人能預料下一個鐘志民會是誰，但那又能怎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