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破·地獄：透過殯葬行業揭示生死與社會的深刻聯系
我們都知道，在所有文化中，死亡是一面鏡子。它殘酷地映照著生命的真相，那些在人間浮華中被我們刻意忽略的苦難與掙扎，都在死亡面前暴露無遺。
可生者偏偏喜歡為這面鏡子涂抹油彩，以一種近乎荒誕的姿態，將死亡打扮得像個假面舞會。
于是，就有了殯葬行業。
在新上映的電影《破·地獄》中，導演將鏡頭對準了這個行業——一個以送別亡者為名，實際上服務于生者的行業。
表面上看，電影是在講述葬禮的故事。實際上，導演用殯葬行業作為一個切口，反映出更深層次的社會問題——在我們大多數人的觀念里，殯葬行業是與死亡直接相關的事物，而電影卻告訴我們，它同時也和活人息息相關。
01
電影《破·地獄》中的殯葬行業，不像人們想象中的肅穆與安寧，而是雜亂的、荒誕的。
故事主要聚焦于兩個人。一個是外行人道生 （黃子華 飾） ，一個是內行人蔡文 （許冠文 飾） 。
婚慶策劃師道生因為經濟困境改行到殯葬行業。
起初，他一度以為，這不過是另一個“秀場”，和那些紅色的婚禮沒有什么區別，甚至可以增添點創意。
但他錯了，且大錯特錯。
他的“愚昧”在一個又一個場景中被暴露：紙扎跑車的鬧劇，換來家屬的怒罵、老殯葬師傅的冷眼......這些都在提醒他，這里不是婚禮現場，這里是生命的終點。
生命的終點？這話聽上去莊重，似乎包含了無盡的哲思。
可隨著故事的發展，我們發現，它更像是一句“黑色幽默”。所謂“生命的終點”，不過是遺體化為灰燼，轉化為數字，最后裝進一個價格昂貴的骨灰盒。
人們在這一點上竟“出奇地公平”：不論貧窮還是富貴，死亡都以一種冷酷的方式，把所有人拉到同一個終點。
但終點的公平，并不能遮蔽路途的不平——那些無法掙脫的束縛，那些在人間地獄中掙扎的活人，才是這部電影真正的主角。
可以說，導演借殯葬行業，映射的是人間百態：一場場儀式，不是送別亡者的舞臺，而是生者對自己的審判。
電影中有句臺詞說得好：“活人，也需要破地獄。”
我們活著，卻早已被困在了無形的牢籠中，貧困、偏見、權威的壓迫，像一雙雙看不見的手，將活人推向地獄的深淵。而這所謂的儀式化送別，不過是給死亡鑲了層金邊，讓人暫時忘卻，活著的苦難。
02
在《破·地獄》中，導演巧妙地通過四場葬禮，展開了對“活人地獄”的多維度探討。每一場葬禮中的故事，都將生死之間的沖突放大到極致，讓我們看到死亡的背后，是人類永無止境的掙扎。
第一場葬禮是富二代飆車身亡；第二場葬禮是一位單親母親希望完整保存兒子的遺體；第三場葬禮涉及一段未被社會接受的同性愛情；第四場葬禮則是郭文的葬禮。
其中，第二場葬禮最為引人深思：母親試圖保存亡兒的尸體，希望未來科技能夠讓他復活。這種執念在片中被殯葬從業者和蔡文視為“瘋狂”。
但實際上，它揭示了母愛這一人類情感的極限表現。哲學家西蒙娜·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中寫道：“母性是一種超越時間的存在，它試圖抗拒一切形式的消逝。”
但這種試圖超越自然法則的執念，也讓人反思：是否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對亡者的依戀，實際上是在對抗生命的有限性？
更具隱喻意義的是第四場葬禮：兩個相愛的女性因社會的束縛而無法在一起。
電影中，她們的關系被刪減或隱晦化，甚至觀眾很可能忽略這段情節。但正是這種“隱晦”，讓觀眾感受到現實中更為深刻的無力感。
福柯曾在《性經驗史》中指出，社會對于少數派情感的壓制，是一種“話語的權力游戲”，它試圖通過規范化的方式，使非主流的感情處于沉默之中。影片中的這場葬禮，就像一場“無聲的吶喊”——它不是為了控訴，而是為了記錄一種生命形式在社會規則下的掙扎。
電影中最高潮的部分是郭文的葬禮。這是整部電影情感的釋放，也是對父權制的一次挑戰。當郭文的女兒在父親離世后跳過火盆，完成他所不能接受的“破地獄”儀式時，這一行為的背后是郭文對傳統文化的質疑，也是他對自身生命意義的確認。
在尼采的哲學中，這種挑戰傳統的行為被稱為“權力意志”。尼采認為，只有通過對既定規則的突破，個體才能真正實現生命的自由意志。
通過死亡的儀式和故事，《破·地獄》討論了個體與社會的沖突，還進一步揭示：真正的地獄從來不在彼岸，而是存在于我們看不見的規訓與束縛中。
換句話說，地獄不在地下，而在人間。
03
既然影片聚焦于殯葬行業，那就不得不提香港本地的殯葬習俗——“破地獄”。
何為破地獄？
這是一種古老的道教儀式，通常由“一文一武”兩人搭檔完成儀式。“文”，是殯葬經紀人，說白了就是那些跟喪家打交道的人；“武”，便是喃嘸師傅，負責舞法器、唱經文的。片中蔡文的職業就是喃嘸師傅。
這種儀式象征著亡者脫離地獄，得以解脫，繼而進入輪回。這儀式從前是莊重的，也是讓人信服的，因為它承載了生者對死者最后的關懷。
可問題是如今時代變了，儀式還剩多少力量？
這是導演在電影中拋出的另一個問題，也是我們活著的人不得不面對的疑問。在片中，導演通過道生和蔡文兩人前后態度的轉變給出了答案。
道生本是婚禮策劃師，卻因經濟困頓而跌入殯葬行業。
起初，他對“破地獄”毫無內心的敬意，因為他根本不懂。他將葬禮當作一場紅事的翻版，用吸睛的紙扎跑車當作噱頭，用包裝和創意試圖裝飾死者的離去。
可這“花樣”并未贏得掌聲，反倒換來了家屬的痛罵和喃嘸師傅郭文的冷眼：“你對死者沒有敬畏。”
這是道生的第一個挫敗——他才明白，這里不是婚禮策劃的舞臺，而是死亡的真實場域。
可若說道生起初的種種荒唐是無知，那么郭文的態度則顯得更可怕。
郭文是傳統的守護者，他一絲不茍，視亡者為嚴肅的對象，視殯葬為一場必須完成的“任務”。他認定，殯葬不能遲，亡者不能等，超度不能拖延。
但也正是這種機械般的嚴格，掩蓋了儀式本該有的溫度。他厭惡那些不合規矩的委托人，拒絕那些“荒唐”的要求，甚至對自己的女兒也苛刻到冷酷。
他的女兒小時候對喃嘸師很好奇，卻被父親的“傳男不傳女”觀念堵死了路——她有才，卻無用；她想做，卻不能做。郭文自以為對亡者足夠尊重，卻忘了生者的苦楚。他守住了規矩，卻將人情丟得干干凈凈。
但死亡，真的是規矩能解決的嗎？
郭文和道生的故事，在荒誕和對立中展開。隨著道生一次次直面死亡，他的態度悄然改變。那些隨手將紙扎人丟在遺體上的搬運工，他會看不過去，即使出手制止；那些將亡者叫做“魚”的殯葬人員，他也出口制止，說不要叫“魚”，要喊人家“老板”。
他學會了尊重亡者，不是為了迎合郭文的老派，而是因為他開始明白，死亡并非形式化的告別，而是一種對生命本身的認知。
這認知，最終也反射到郭文身上。
與道生的相處，讓郭文漸漸學會“活著”的意義。他從前以為，只要讓亡者按時下葬，生命便已完成使命；可直到在死亡的前一刻，他懂了：生者的慰藉，才是儀式真正的價值。所以，他要求自己的葬禮由道生主持，自己的往生由女兒親自為他超度。
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改變，卻揭示了影片最深的內涵——語言的變動，是對生命本體的重新尊重。
可以說，所謂的“破地獄”，不止是為亡者超度，更是為生者破除心中的牢籠。死者安息，也并不是因為儀式，而是因為活人懂得了敬畏與尊重。
04
雖然電影《破·地獄》是一部關于死亡的作品，但它的真正目的是讓觀眾更深刻地理解生命。通過對殯葬行業的描寫和對社會規則的批判，電影引導我們重新審視生命的意義。
死亡是一個終極的哲學問題，也是人類永恒的困惑；而電影用其獨特的藝術語言，建構了一場關于生與死的無盡對話。
從“破地獄”這一道教儀式到跳火盆的象征性場景，電影探討的不僅有文化與傳統，還包含了個體與社會、權威與自由之間的張力。正如加繆所言：“真正的哲學問題只有一個，那就是死亡。”《破·地獄》通過死亡讓我們看到生命的脆弱，也通過生者的掙扎讓我們看到希望。
片中有一句臺詞令人深思：“做人就像坐車，能來到這個世界就是賺了，與其擔心什么時候下車，不如好好享受過程。”這句話說得簡單，卻蘊含著深刻的哲理——生命是有限的，正因為有限，我們才更應該珍惜每一天的時間，愛我們身邊的人。
死亡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們在活著時，囿于規則與偏見，無法突破自己的“地獄”。電影通過描寫殯葬行業和活人地獄的故事，告訴我們：生命的意義在于選擇自由，在于打破那些無形的束縛，讓自己真正地“活著”。
